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和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 　 　　国父自民国三年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以来，有鉴于革命屡次之失败，深知非健全党的组织，不足以顺应国民革命的要求，乃于民国八年十月，改定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十二年一月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十二年十一月即发表改组宣言，十三年一月乃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改组始告成功。

　　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　国父在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里就这一点指示我们说：「我们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是永远不变的，要大家自始至终去实行。这个主义在同盟会没有成立以前已经是确定了，成立同盟会要实行这个主义，后来推翻满清以至于建立民国也是为了实行这个主义。」所以国父在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时期，惟致力于订定实行主义的方法。国父说道：「无论做什么事，成功都是在好方法。方法自何而得呢？是自学问智识而得。先有了学问，便有智识，有了智识，便有方法。有了好方法来革命，一经发动。就马到成功。」

　　中国国民党改组时期，国父的指示，虽在研求方法，实践力行，然而我们要知道：方法是在因时制宜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国父在民国十年已明白指示我们说：「凡百事情，知了之后才去行，是很容易的，如果不知也要去行，当中必走许多『之字路』，经过很多的错误，是很艰难的。为什么不避去那类错误的艰难呢？因为知是很难的。如果等到知了才行，那么行的时候，便非在几百年几千年之后不可，恐怕没有定期了。所以我们人类有时候不知也要去行。」到了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时，革命的方法已经有了充分的指示和讨论，革命的行动已经是知而后行，国父仍然指示我们说：「如果我们立意要国家富强，方法是有的。就是方法一时想不通，只要百折不回，一往向前做去，总是可以做得到。」由〔第48页〕此可知：革命的行动要依照革命的方法，革命的行动亦可以改进革命的方法。所以说：三民主义是不变的，而实行主义的方法不是不可变的。

　　从前革命党中同志与一般国民对国父的学说没有真切的认识，和一致的信心，所以国父组织中华革命党，由他一人担当起来。国父追述那个时候的情形，说道：「我们的革命虽有几次成功，但均是军事奋斗的成功，而革命事业并没有完成，就是因为党之本身不巩固之故。所以党中的党员均不守党中的纪律，各自为政，既没有盲从一致信服的旧道德，又没有活泼于自由中的新思想。……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从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又说：「有一件事情要大家注意，就是从前本党不能巩固的地方，不是有什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击我们，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破坏自己，是由于我们同志思想见识过于幼稚，常生出无谓的误解。所以全党的力量便非常涣散，革命常因此失败。」所以国父改组中国国民党，要我们有一致的认识，坚强的组织，严明的纪律，依照国民革命的目标和方法，实践实行。

　　国民革命的目标，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更有详明的规定。在政治方面，宣言说道：「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则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缠不，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由此点观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我民以求逞。」在经济方面，宣言说道：「内乱足以阻滞中国实业之发展，使中国市场充斥外货。坐是之故，〔第49页〕，中国之实业即在中国境内，犹不能与国外资本竞争。其为祸之酷，不止吾国人政治上之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所以国民革命的目标，为帝国主义与军阀；而其工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打倒军阀，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的现象，永远绝迹于国内。

　　国民革命的方法和步骤是由军政训政以达于宪政。这个步骤，是自同盟会以来，相沿不变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撮其要义，就军政时期的工作，说道：「自本党改组后，以严格之规律与精神，树立本党组织之基础。对于本党党员，用各种适当方法，施以教育及训练，使成为宣传主义，运动群众，组织政治之人才。同时以本党全力，对于全国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敌。」更就训政时期的工作说道：「至于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族胜利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

　　中国国民党党员的任务，在使三民主义，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国父指示我们说道：「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又说：「有一种的志，是大家公共的志，众人都向此做去，便容易成功，所谓『众志成城』。像革命党从前想推翻满清，到后来果然建立民国，那才算是有志者事竟成。」又说：「像辛亥年汉人排满，这种人人要做一件事的力，叫做群力，这种群力是很大的。」策动众志，集中群力，首先要使国民对于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有了真知。本于真知，国民的思想便可以改造，国民的志气便可以齐一，国民的力量便可以集中。所以国父说：「从前所以不能行的缘故，是由于不知。」又说：「古人说知易行难，我的学说是知难行易。从前中国百事都腐败的原因，是由于思想错了。自我的〔第50页〕学说发明以后，中国人的思想便要大改革。拿我的学说去做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的。」

　　国父本于知难行易的学说，在这个时期，订定建国方略，写成建国大纲，演讲三民主义，永为国民革命的典范。只要我们的同志能够接受国父的教训，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心，实践实行，领导国民发挥人类合群的天性，协力同心，则建设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国家大业，必然底于成功。

　　主义已明，目标已举，步骤已定，方法已有具体的指示，国父对于我们的期望，只是立志有恒，与实践实行了。就于这一点，国父说道：「我们这次革命，一定是能够成功的。不过要大家先有这项志愿，立定恒心去做。」就「立志」来说，国父要我们立志于十年之内，把中国变成世界上顶富强的国家，就「有恒」来说，国父指示我们：假如真正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有恒心。因为革命是有目的的，要达到一定的目的，便不致中途废止。」

　　由此而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更有不同于各国政党的特点。三民主义的出发点是「公」，而国民革命的原动力是「诚」。由「公」来说，三民主义的伟大，在其容纳各种的思想而冶于一炉。由「诚」来说，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对于三民主义的力行实践，必求「择善固执」，必使「贯彻始终」。故其行动必遵循国民革命的方略。必遵守中国国民党的纪律。简括的说：中国国民党对党员只要求其行动不违背党的纪律，不违反三民主义的原理，而对其个人思想的自由，则不加严格的限制。所以中国国民党里面，有曾为国家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凡是向来政见不同的人士，即令其〔第51页〕曾为政敌，只要他一旦信奉三民主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乃即毫无芥蒂，亦不问其既往如何。凡是党员，就同心一德，互助合作，深信其为忠实的同志。中国国民党之所以有这样「天下为公」的精神，正因为他是为整个民族生存而组织的，亦是为全体国民的利益而革命之故。所以凡是中国的国民，对于中国国民党都享有入党的权利，亦应尽其入党的义务。而中国国民党，因为他是领导革命建设国家的总机关，所以他对于全国国民和全党党员的地位，都是一律平等，毫无差别，决不有所歧视，且负有训导的责任，要他们人人有尽力于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机会和能力。故中国国民党不偏重一个职业或一个阶级，亦不舍弃一个职业或一个阶级。详细的说：中国国民党对于全体国民并无男女职业宗教阶级之分，且更进一步，非特爱护和培植国内每一个国，而且更不忍遗弃国内每一个人才。中国国民党欢迎全国有志革命的人，和全体国民，都要加入中国国民党，共同一致，为革命建国而奋斗，来完成他国民革命应有的使命。总之，三民主义，本于至公，出于至诚，所以实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义，与责任义务，为组党的精神。他绝对不像过去其它党派，用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而以利害自私为结合的本能。所以中国国民党自国父组党以来，至今已历四十八年之久，真若泰山北辰，昭垂屹立，不动不摇，再接再厉，永为中国惟一的革命政党，与其它无数党派为时代潮流而受淘汰者，迥然不同，这是中国国民党无我无私与兼容并包的精神所致，而决非偶然的。 第二节 北伐的成功与革命的教训 　　自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以后，全国民众的革命运动，皆归于国民革命的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经济恐慌接踵而来，各国的革命运动，亦相随并起。苏俄的革命由战时的共产主义改取新经济政策，而苏俄建国的基础乃得以奠定于列强环伺之中，土耳其于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独立自由的民族国家，更使我亚洲民族激昂奋发。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即在这震荡世界的风潮里面，发扬民族的精神，统一民众的意志，集中革命目标，增强革命运动，克服帝国主义者与封建军阀妨害革命的阴谋与活动，当时革命的根据地虽只限于广州的一隅，而革命的风气已风靡于全国。于是国父一方面在革命发源地训练国民革命干部于黄埔，并自领各军誓师讨曹。而一方面在曾锟既倒之后，乃抱病北上，本于国民的要求，号召全国各民众团体，主开国民会议。国父在十三年十一月北上宣言里面，告我国民说：「国家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故召开国民会议的目的，在求全国国民于国民会议之中废除不平等条约与解决中国内政问题；并期望各地觉悟的军人，能以其武力与国民相结合，而化国内所有的一切军队为国家的武力，亦即为国民的武力。

　　当时北京政府没有诚意接受国父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又溺于媚外的心理，怵于外力的干涉，所以更畏惧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国父为了这两个主张，在北京反革命的空气笼罩包围之中，不顾一切，坚决奋斗，而未能成功，竟于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饮恨长逝。但国父临终的遗嘱仍谆谆以开国民〔第53页〕会议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任，留给中国国民党全党党员和全国国民，期其实现于最短时期之内。其时国民革命军正讨伐陈炯明逆军于广东的东江，乃于极端哀悼悲惨之中，削平陈逆，统一广东，奠立军政时期的基础。到了十五年七月，国民革命军继国父的遗志，就誓师北伐。北伐的目的，就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所说的：「革命战争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三民主义拥护国家及人民之利益，故必集中革命之势力于三民主义之下。推倒军阀，与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所以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民族主义的运动遂蓬蓬勃勃的风起云涌了。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乃承接五卅惨案、汉口惨案与沙基惨案所激起的潮流。英国政府看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不可遏阻，乃以备忘录建议九国公约签字国：「一俟中国成立有订约权的政府时，立即商谈条约的修改。即在此项政府未成立之前，各国仍当采取与九国公约精神相符合，且与现状相适应的政策，并尊重中国国家的愿望。」美国政府亦在国务卿凯洛格正式文告中，表示尊重中国之统一与独立：「美国愿与能代表中国之政府商谈中国关税自主与撤废领事裁判权」。不料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之初，又发生了南京不幸事件，并有英美日法义五国的通牒，提出严重的要求。然而中国与英美法义之间，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就于这些事件，都能得到相当的解决。惟有日本军阀冥顽不灵，始终没有认识中国国民革命的力量，所以南京事件直到七七抗战发动以前，犹未能获得解决。至于长江流域北洋军阀各派的势力，在这九个月之间，皆为我国民革命军所消灭，国家民族的内忧外患，在这短短的时期中，竟树立了澄清扫荡的初基。

　　在此时期，我们要沉痛回忆国父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会词。于此不能不重加复述的，就是〔第54页〕开会词里面所说的：「有一件事要大家注意，就是从前本党不能巩固的地方，并不是有甚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破我们，完全是我们自己破坏自己。……所以全党的团结力量便非常涣散，革命常因此失败。」这就是说：没有内忧，则外患便无由侵入。一国如此，一党亦是如此。当国民革命中心力量集中与统一的时期，不独军阀望风崩溃，即列强对中国国家民族的认识，也可以深入一层，外交进行更是顺利。不幸正在这革命成败的重要关头，而国民革命军内部遭遇了分裂，国父付嘱的重任，国民共赴的大业，几至失败于中途，这是一件最伤心的痛史。

　　在这个时期，使中国国民党的基础几至于破坏，国民革命的生命几至于绝灭的事件，就是民国十五六年之间汪兆铭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中及国民革命军中积极的进行分化工作。中国国民党到了这种情形之下，对于容共政策，就不得不重加检讨了。这段故事，我自然不忍追，但当时汪共同谋的内幕，我到了今天还是不明不白。究竟是汪兆铭利用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利用汪兆铭呢？还是汪共互相利用呢？这件事情始终是成了一个谜。然而汪共同谋的事实是很明显的，尤以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为最着。但当时的事实，明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违背了他个人资格入党的信约，而且他们一方面在理论上以为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要乘国民革命的发展，而转化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又以为国民党并不是一个政党，不过是各阶级的政治联盟，要乘国民党的发展，来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当时共产党的领袖们如陈独秀等，在「新青年」「响导」各刊物里面对于这种理论，到处都是赤裸裸的表示得详尽无遗。而又在另一方面行动上，他们对国民党内部，在各种事实上，挑起了左右〔第55页〕派系的冲突，对于一般国民与社会之间，则煽动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他们又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之下，对于农工则视为属于共党独占的工具，而造成产业的停顿。其它经济社会之损失，更不待言。尤其是当时他们对于青年乃以读书求学为反革命，以浪漫放荡为觉悟分子。他们号召青年，相率鄙弃我民族的固有道德，甚至以礼义廉耻为顽固，孝悌忠信为腐朽。狂澜溃溢，几乎不可挽救。乃复于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之间，赣南湘东以及皖西豫南鄂西川陕各地，兵连祸结，闾阎为墟。至今痛定思痛，追原祸始，仍不外乎是由于这汉奸汪兆铭一手造成的所谓「宁汉分裂」的一幕惨剧而来。因此国民革命军内部竟告破裂，而北伐军事亦遂陷于阻滞与内讧之中。这是国民革命过程中最深刻的教训，亦是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总之国家大事，只有出于至诚，本于大公，方能成功。否则利用他人，或被他人利用，甚至于狼狈勾结，互相利用，以求得一时徼幸的成就，到了最后，毕竟是不能逃于「诚者自成」与「不诚无物」的公例，其结果是没有不失败的。何况革命是一件国家民族惟一的大事，决无徼幸成就的可能。我到了今日为什么还要提起这些话呢？就是因为这一段革命的教训太痛苦了，国家的损失太大了，人民的牺牲太惨了。如果没有这六七年的内乱，则今日抗战局势，自然大不相同，就是太平洋及世界局势，亦必因之大变。敌寇决不敢向中国这样大举侵略；即使他来侵略，也早已被我们逐出国境之外，这并不是意外的事。所以这段教训是活泼泼的、是现实的、是最宝贵、最值得研讨的、是不会随事实的过去而失去其意义的。我要使国内爱国者，和有志于革命的分子，都能惩前毖后，引为殷鉴，那对于我们以后革命的前途，必有补益，故仍不得不忍痛的一述。

　　中国国民党为求三民主义的实现，为策国民革命的进行，为保障我中国民族精神，为护卫我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德性，乃于十六年春季毅然从事于清党。其时国民政府虽在此悲惨险恶，分崩离析之环境中，仍本国父革命的精神，卒能定都南京，继续北伐。然而革命中心一经动摇，故北伐工作当时虽有一度发展，仍不能以此停顿。直至次年三月重行举兵北伐。日本帝国主义者看见了中国的统一就在眼前，乃直接进兵济南，以阻止我国民革命军北进，要使我们的北伐计划根本消除。我们国民革命军洞察他这个阴谋，毅然不变初衷，仍依照预定的计划，百折不回，向北挺进，竟于六月初旬克复了古都北京，达成了北伐的目的，而东北各省亦于同年年底易帜归心。于是统一事业，遂告初步的成就。

　　济南的五三事件，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受尽了日寇的侮辱，也受尽了国内的指摘。我当时就对我全军将士告诫说：「图报国仇，谋雪国耻，要使中国不受帝国主义的欺负，真正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今日只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效法往哲先贤的志节，深信失土必能收回，国耻必可洗雪。果能如此，就是达到大同世界自由平等的境域，亦非难事。」这一段话，是在「五三」事件中，我们国民革命军里面，上自统帅，下至士兵，复仇雪耻，含茹蕴积的惟一箴言。十五年来，我们的将士是没有一天忘怀的。

　　北伐的成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百年来在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重重压迫之下，翻转身来，写成这一页悲痛而壮烈的历史。所以人心的振作，民气的激昂，政治的统一，军事的建立，亦具有初步的基础。回忆当时帝国主义者与反革命势力破坏国民政府的手段之猛烈毒辣，尤其是流言蜚语和各种含沙射影的〔第57页〕诬蔑与谣诼，无所不至。然而一般国民对于国民政府排除万难，缔造独立新中国的信心，及其拥护的热忱，实令吾人感奋无已，为之深印脑海，而有终身不能忘者。所以国民政府精诚坚毅，百折不回，始终遵奉国父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向前迈进，决不间断，誓必完成使命，来安慰我们国父与先烈在天之灵。

第三节 国府迁都南京后之内忧与外患

　　北伐的任务，从忧患危亡，困顿颠沛之中，初步完成。国民政府从此以为可以由破坏而进于建设，更期以国家统一的力量，树立民族解放的基础。在国民革命军收复平津的时候，中正曾以八事自矢，并祭告国父灵前。其最后两事，尤所以寄衷心的愿望。其一，关于战后的建设，说道：「破坏之后，亟待建设。我总理遗着之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对于程序节目，早有显明之规定，祇须全体同志笃信力行，即不难建设三民主义之国家，以竟国民革命之全功。值此军政告终之时，若不以实际政治之设施，表示革命建国之力量，则武装同志奋斗而得之成绩，将因人心失望而不易保持。」其二，关于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说道：「溯自我总理和平救国之主张，格于军阀官僚之顽梗而不克实现，本党欲铲除障碍，不得已而用兵。惟当转战之际，目击战区同胞之痛苦，以及前线将士牺牲之重大，常觉革命成功之后，应有根绝内战之图。诚以国家兵力，当为捍卫民族利益而用，国内战争实为无上之耻辱。此次北伐，动员数逾百万，转战岂止千里，残破者均中国之领土，死伤者皆中国之同胞，痛定思痛，祇有哀矜。自〔第58页〕今以往，宜使全国皆知内战为可耻，而注全力于国防，明耻教战，惟以自卫，卧薪尝胆，以求贯彻　总理民族独立自由之遗训。」嗣后，国民政府虽在艰危困厄之中，而始终一贯的本?这个原定方针，着着进行。到了今日，我们中国还能对敌寇作如此长期的斗争，这个力量仍旧是由于这种革命建设的精神所产生的。

　　依照建国大纲的规定，军政时期之后，继之以训政时期，其基本的工作为实行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实施，又当以国父手订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准则。至于宪政时期的开始，又当视地方自治实施的成绩以为权衡，程序井然，无可争议。然而国府迁都南京以后，十年之间，事实与理论两方面，都有足以妨碍训政的基本工作的进行，使国民政府无法完成这个使命。就事实的方面来说：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所遭遇的最大挫折，就是国家统一的障碍。而就理论的方面来说：在此十年之间，不独训政工作如何实施，成为问题，即训政阶段应否存在，训政时期何时结束，亦起了激烈的争辩。此种纠纷，不独为封建反革命所借口，且使党中同志无意之间皆呈动摇的现象，竟使议论愈为滋蔓，而行动愈为纷歧。大家知道，训政是达到全民政治必经的阶段，非此即不能树立民权的基础，否则将来的宪法必徒为白纸黑字的具文。辛亥革命以后，国民不知建设的革命为必需，惟致力于约法的条文与政制的形式，致启军阀窃国的阴谋，并授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隙，以伸张其侵略。前车之鉴，至此遂无人记忆，且亦不为身亲痛苦之同志所记忆，诚可痛心。

　　实业计划为中国物质建设的宝典。然而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十年之间，在事实上，则因帝国主义〔第59页〕者的干涉与反革命势力的妨碍，使经济建设不能如期的推进，而在理论上，则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潮，平分了当时经济学界。共产主义者，致力于其所谓「土地革」与「农民革命」，军行所至，赤地千里，以破坏我国和平的农村。他们对于民族的工业，毫无爱护的心理，惟以憎恨与斗争之说，灌输于社会和青年之中，以阻碍生产的进步。于是资本逃入租界，以助成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其影响更大而更深。自由主义者则忽视中国久处于不平等条约之下的地位，亦不思世界经济自第一次大战以后，已从自由竞争进于独占集中的趋势。他们仍本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学说，以应用于面对欧美第二次工业革命潮流的中国，而自诩以为新颖。故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的精神，遂以闇然不彰。国民政府在这个时期，亦坦白承认其所有建设的计划，并未能举预期的成效。亦可以说建设的革命工作，并未着手，而且亦无从着手。要知道济南五三事件以后，日寇「大陆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日寇武装侵我的行动，随时可至。我们中国再没有从容建设的可能，更没有实现主义完成革命的机会。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以社会交通经济等各种建设工作的方式，来掩护他军事抵抗侵略的准备。故在此十年之中，国民政府在忍气吞声，战栗危惧，朝不保夕的险恶环境之下，犹能促进国民经济，使消费品进口逐渐减低，而机械工具进口逐渐增加，足以考见国内农工矿业进步的事实。而最显著的成绩，尤在交通与财政政策。以交通而论，由清末至民国十六年凡四十八年间，共筑铁路八千三百公里，而民国十七年后十年之内，增筑铁路至七千三百公里，尤其是公路建筑竟达十万公里以上。电讯的建设亦有成绩，而以全国电话网的敷布，在三万三千公里以上，最为显著。以财政而论，则裁厘金，平税率，修改海关税则，整理内外公债〔第60页〕。于货币，则废两改元，尤以统一币制，实行法币政策，奠定了国家统一与独立的基础。我们今日抗战，使军事与经济犹能立于不败之地者，实赖于此。

　　国父有十年国防计划的著作，毁于陈炯明叛乱之中，如今只存目录。然国父的意旨，在军事方面，具见于创设军校的训词之中；在经济方面，具见于实业计划之中；在心理方面，具见于军人精神教育的演讲之中。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力求所以达其和平统一与国防安全的目的；且深知国家的外患与内乱相乘，统一与独立亦相因，故始终不为彼以外交的难关而为内争的口实者之各种的批评与攻讦所动；卒使军事的准备略具根柢，乃能发动全面的长期抗战。

　　自从北伐成功以后，帝国主义者与国民政府之间，到这个时期，已濒于总清算的阶段。国民革命失败，即是他们的成功；如果国民革命成功，则帝国主义者势力即将永绝于中国的境内。在此一阶段之中，国民政府所遭遇的内忧外患，相因互乘，明争暗算，真可以说是防不胜防。而侵略者的各种势力，彼此之间，复在我领土上面，钩心斗角，埤阖纵横，或强迫，或阴韧，极尽其光怪陆离的奇观。为祸之烈，可以说是百年以来所未有。若果国民政府当时处理稍一不慎，或方针略一动摇，则辛亥以后革命失败封建势力横行的历史，势必重演。其中以思想混乱，是非颠倒，最足寒心。大家知道：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百年来一致的要求，为雪耻图强；而雪耻图强的方法，以国民革命最为彻底，亦最为正确，已为事实所明证。然而在此时期，竟有借革命的美名，诋毁国民革命为过渡的、改良的、不彻底的方法，而加以反对，予以阻挠。大家也知道：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三十年来的一致要求为统一，而统一的方法亦以〔第61页〕国民革命最为和平，亦最为合理。然而在此时期，竟有假「民主」的口号，掩护其封建与割据，以「自由」的口号，装饰其反动与暴乱，而以「专制」「独裁」种种污辱与侮蔑，加于国家统一之大业，而企图使之毁灭。甚至如汉奸汪兆铭之流，假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之名以污辱我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且冒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军之名，以破坏我三民主义与反叛国民革命，此尤为其十五年以来卖国叛党倒行逆施所用的一贯惯技。凡世界上所有各种的思潮，历史上所有各种的口号，皆曾为这些败类蟊贼来分化我民族国家之用，以宣传鼓吹于国民之前。国民的众志与群力，亦即相随分化，或趋于狂激，或流于颓废。因此狂激者挺而走险，颓废者消极自弃。而尤以文化与道德方面之影响为最烈。北伐成功之后，对于国民心理与社会风气的影响，至此遂为之一落千丈。而政治经济国防所受的障碍，所感的痛苦，更难罄述。然而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的十年间，对于分化我国家民族文化思想的活动，犹能以最大的努力，予以纠正。以教育而论，民国十八年，公布教育宗旨，为「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二十一年，中国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教育的决议案，其中规定：「发扬民族精神，灌输民族思想，以及恢复人民之民族自信力，而达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之目的。」由此而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趋重于民族思想的灌输，民族精神的激发，且必使学术文化能切于国计民生之用，欲一扫百年来不平等条约影响下的支离忘本、浮华无实的积习。迄于今日的抗战，国民能够如此坚忍不拔，为国牺牲，仍有赖于此十年之中，三民主义教育所树立的基础。

　　内乱对于革命之损害，其影响及于外交的尤为重大。自国民政府十六年定都南京之时，外交部首先宣言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已无存在的理由，国民政府当与各国另订新约。复特别声明自民国十六年九月一日起，实行关税自主，并颁布「国定进口税暂行条例」，准备实施。然其时北伐军事受外患与内忧的阻碍，而日寇更乘机倡议，反对新税则的实施，其它各国亦纷纷援例，革命外交遂归于停顿。

　　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之际，国民政府复作重订新约的声明。其条约满期的各国均开始谈判新约。条约尚未满期的各国，亦分别谈判，而以关税自主为中心问题。中美两国之间，「整理中美两国关系之条约」首先成立。其它各国亦先后与我国签订关税条约。惟日本帝国主义者屡加延宕，及至民国十九年，始签订中日关税协议，而于税则仍有部分的保留。

　　收回领事裁判权的交涉，在民国十八年，已具端倪，不幸内乱发生，各国即意存观望。国民政府于十八年十二月，十九年十二月，定期收回法权，皆受内乱的影响，以至于无成。二十年五月颁布的「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本定于二十一年元旦实施，以九一八事变发生，也就延宕下来了。

　　日本帝国主义者于消极的延宕之外，更积极的向我们中国借口挑衅，横施压力。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十年之间，列强对我们中国的民族运动，认识虽感不足，然而每当中国政治统一具有希望，国民政府着其威信之时，即能作相当的让步。惟有日本帝国主义者，则在中国政治的统一愈有成功，其侵华的阴谋即愈见积极。继「五三」事件之后，又有「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以为「九一八」事变的〔第63页〕导火线。「九一八」以后，又有「一二八」之役，「榆关」之役，「热河」之役，「长城」之役，「藏本」事件，「成都」事件，「北海」事件，及至「芦沟桥」事变，乃激起我们中国全面的抗战。

　　自「九一八」事变至全面抗战开始的时期，我们中国的外交上中心问题，是对日问题；内政上中心问题，亦在于如何始可以对日。我们知道：现代战争为科学的战争，然而中国的科学发明与工业技术，自觉幼稚，不逮日寇。现代战争为全民的战争，然而中国的封建反革命势力尚酖于内乱。国民政府惟有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持忍辱负重的态度，明白宣布「和平未至完全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亦不轻易牺牲」的方针。在政治上，对各方迁就包容委曲求全，以期于杜绝内争，一致对外。在社会上，发动新生活运动，振作国民自尊自重之民族精神。在军事上，励行保甲，训练壮丁，以期举全国皆兵之实。更在敌寇间谍横行之下，扩充军用工业，储备军事器材。中国为久居帝国主义者处处干涉重重束缚之下的次殖民地，一旦?手于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其困苦如何，本不待言喻。然而此六年间，我国内真能为国民政府设想的人士，实在不多。我中枢与宋明末年的政府固自不同，而国内党争之烈，士气之浮，比之于宋末明末且有过之。其颓废的一方面，欲苟安于日寇之下，倡为不战论。其狂激的一方面，藉外交收内哄之效，倡为催战论。他们忘记了宋末的和议，曾陷民族于危亡。他们又不知道明末的催战，曾致边兵的巨创，乃至一败而不可收拾的亡国惨状。国民政府在此时期，亦不愿用口舌求谅解于各方，以自白战备于帝国主义者之前。此时国民政府所恃者，深信我整个民族，在三百年满清专制之下，保持民族意识，在一百年帝国主义侵略之下，要求雪耻图强；与渴望统一独立的四万万五千万〔第64页〕国民，到了最后关头，必能循国民革命的路线，作我们国民政府的后盾。国民政府且深信凡背逆时代潮流，破坏民族德性，妨害我全国国民所一致要求的国民革命之反革命者，终必为时代潮流所淘汰，为民族德性所不容，而国民革命的正确性，与现实性，亦终必为最后事实所证明。

第四节 抗战对国内的影响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寇借口演习，强占我芦沟桥，夺取我宛平县，以截断我南北的交通，企图将我华北惟一重镇的旧都北平完全置于日寇控制之下。我们知道这个事件的发展，不仅是中国的存亡问题，亦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且知道日寇处心积虑谋我之亟，和平已不是轻易可以求得，不能不认为中国已到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更知道最后关头一到，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而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亦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我们确定了全面抗战的国策，而抗战一经发动，就只有贯彻到底。

　　在中国历史上面，民族战争，先例不少二四六天天彩资料大全网最新2024,2024新奥资料免费精准071,最准一肖一码一一中特。然而此次的抗战，规模之广，牺牲之大，工作的艰难，关系的重大，五千年来，实无伦比。抗战的性质，尤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民族战争有所不同。要知道这次抗战，不但是国民革命必有必至的阶段，且将使国民革命随抗战的胜利而成功，将使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的建设，毕其功于此役。故在抗战初期，中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即确定抗战与建国并行的方针，而其条〔第65页〕目订定于抗战建国纲领。这个纲领，通过于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复为国民参政会所接受，实为我全国国民，皆当共循。举其要义不外四点：在国际的外交方面，我们要本于独立自主的精神，联合世界上反侵略的国家，共同奋斗，以消灭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世界为和平人类所能共存的世界。在国内的政治方面，我们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为宪政实施的准备，并在宪政实施以前，组织国民参政机关，以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的意志，以利我国策之推行。在国民经济方面，我们要实行计划经济，以期国防民生相与合一，共同发展，改造中国为坚强的民族国防体。在文化思想方面，我们要发扬固有的道德，提高科学的知识，挽救颓风，使其日就于笃实，启迪民智，使其日趋于精密。由此可知抗战建国纲领实为三民主义的原则与国民革命的方略的结晶。故五年以来，虽国内外的形势，历多次的变迁，而纲领的条目，仍可以一贯无间。只要我全国国民同心协力，实践笃行，抗战胜利与建国成功，必如所期，毫无疑义。

　　自七七以后，全国上下在不变的国策之下，人心振作，民意集中。社会的风习，政治的气象，莫不丕然焕发。而其影响之所及，在国内不战论者或潜形而默息，或露骨为奸宄而屏弃于人寰。而催战论者亦无所用其浮嚣。民族精神，随抗战的发展而蹈厉。民族意识，受抗战的洗炼而纯一。因此而军政的整饰，军令的统一，有空前的进步。中央政令的推行，地方行政的规划，亦能渐收运用灵敏的实效。且因此而生产的计划化，企业的社会化，亦有长足的进步，民生主义的经济得以树立根基。同时思想的分裂。言论的纷歧，亦泯灭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认识之中。于是抗战之初，国内各社团各党派，〔第66页〕即一致宣言，拥护政府，共赴国难。而中国共产党之宣言，并确切申述四项诺言：「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取销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销苏维埃政府，以期全国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的责任。」当时中正发表谈话，以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总理曾说明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即希望全国国民一致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不幸北伐告成之后，十年以来，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致使革命建国之过程，遭受无穷的阻碍，国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饱受牺牲，遂令外侮日深，国家乃日趋危殆。惟在此期间，中央政府仍本其一贯的统一御侮政策，忍辱负重，无日不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为前提。而国人昔之怀疑三民主义者，亦均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异见而共趋一。保证国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总之，中国共产党此次发表的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的例证。由此可以证明惟有三民主义为汇萃我整个民族意识的思想，更可以证明中国国民党为代表我全体国民的要求，和各阶级国民的利益而组织，为革命的惟一政党。任何思想离开了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所以抗战的最高指挥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我们可以说：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即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这一点显明的事实，是应该为全国国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所彻底认识的。

第五节 抗战在国际的地位——抗战期间及战前对日战略与外交战的经过

　　我们中国的抗战对国际的影响，可分两方面来说明。一方面是中国抗战在国际和平与世界战争中所担当的任务，另一方面是列强对于我国抗战的认识。

　　就中国抗战在国际和平与世界战争中所担当的任务而论，我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们国民政府知道世界和平是不可分的，所以在世界大战未爆发之前，我们中国决不愿诿卸其对于国际和平的责任；在世界大战已爆发之后，我们中国亦不望减轻其对于世界战争的负担。五年半的抗战，已经把日寇平分世界的狂妄企图和他的主动地位打破了。从今以后，我们中国还要继续努力，与同盟友邦共期于彻底根绝日寇及其轴心伙伴扰乱世界的阴谋和实力。新奥门资料大全最新版本更新内容,澳门一码一码100准确挂牌,澳门最精准正最精准龙门

　　自「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根据他的大陆政策。提出所谓「三原则」来强迫我们国民政府接受。所谓「三原则」，就是「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经济合作」。而「中日亲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合并我们中国。「经济合作」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独占我们中国。「共同防共」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我们东北四省为据点，蚕食中国领土，挟持中国政府，与欧洲轴心诸国互相策应，集中东西的兵力，来夹攻苏俄。我们国民政府觑破了这是日寇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始终以坚毅的态度，拒绝这「三原则」的要求。故于二十六年八月间与苏俄签订不侵犯的条约，以打破日寇的阴谋。日〔第68页〕寇乃改变外交谈判的手段，企图在「地方事件」的名义之下，以迅速敏捷的方法，截断平汉路，占领平津，划永定河东北为后方基地，北进攻取苏俄的西伯利亚，我们国民政府不仅不为其所动，而且毅然决然地派兵北上，增援我平津的驻军，坚决抗战。到了「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以后，那日寇侵略大陆的阴谋，便完全为我们长期抗战的国策所破坏了。从这时候起，中国单独抗战了两年，始见欧战的发生；四年之后，纔有太平洋战争的开始。中国的国策始终一贯，没有一点动摇。而反观日寇的国策，终是把握不定，而且到了最后，不得不一反其固定的国策，根本改革其明治以来一贯的大陆政策。所以我们可以说：由「七七」以至「八一三」之间，中国全面抗战的发动，在政略与战略上，已打破了日寇传统的国策，而确立了我们胜利的基础。

　　中国全面抗战，及抗战到底的决心，已明白昭告于世界。日本帝国主义者冥顽如故，仍不愿放弃他预定的阴谋。近卫内阁仍再三宣布其所谓「不扩大方针」。第一步他还想乘我首都危急的时机，利用德国的调停，达到速和速决的目的。比及我们国民政府拒绝言和，重申抗战的决心，他第二步又想以武汉会战为侵略军事的止境，一面向中国以和平攻势与政治攻势，结束战争，一面仍不舍他北进的冲动。张鼓峰事件与诺孟罕事件就是这种冲动的波纹。然而日寇对于中国已不得不变蚕食为鲸吞，已不得不以国家的全力来应付「中国事件」。他的「不扩大方针」，乃于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不得不根本改变其为「长期作战」。而以「日支亲善」，「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三原则为基本条件的所谓「大东亚新秩序」，至此乃亦不能不揭开面幕，出现于所谓近卫内阁的声明之内。我们国民政府对于近卫的声明，又揭〔第69页〕穿其阴谋至体无完肤。于是近卫内阁至此乃不得不因之倒台。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日寇以「平沼」组阁。德国向日寇要求以共同防共协议为基础订定三国军事同盟，企图以此同盟发动世界大战。然日寇受中国抗战的牵制，已失去他主动的地位，不得不推宕迁延。直至秋季，希特勒乃幡然改图，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协议，欧战旋即爆发。「平沼」内阁乃于八月，亦不得不在其举国惶骇之中崩溃，继起的「阿部」「米内」两个内阁，祇得声明「不介入欧战」以敷衍一时。在此时期，日寇于这年二月扩大其侵粤的军事，占领海南岛的港湾，树立日寇武装南进的先声，太平洋战略的形势，至此乃为之一大变。日寇的国策至此乃又不得不变其北进而为南进，而南进还是脱离不了我们中国抗战的牵制，于是徘徊瞻顾，又延误他对英美进攻的计划，将近三年之久。我们须知日寇他这一个基本国策的转变，就是我们国策整个的成功。这是日寇大陆政策失败的焦点，乃为世界有识者所公认的。

　　当在民国二十九年五六月之间，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相继失陷于德军之手，日寇乃为之震惊。三国军事同盟的要求，又发动于军阀的内部。近卫再度投机，起而组阁，不久就订立了所谓三国同盟的盟约。其第一步的计划为北守南进，于是有三十年四月苏日中立协定。这两个文件，使他松冈洋右成为日寇内部所谓「超第一流的政治家」。曾几何时，苏德战争突然爆发，松冈去职，而近卫第二次内阁改组，军阀的气焰，不可复遏。故近卫第三次内阁乃于平沼被刺之后，亦不得不于当年十月宣告死刑而解体。于是东条以陆军大臣组阁，决然施行其所谓「先南后北」的战略，乃于当年十二月八日〔第70页〕，在美日谈判的骗局之下，突然攻击英美太平洋上的领土和战略的据点。

　　综观以上所述，日寇国策与战略变更之过程及其必至的结果，不仅世人不知其所以然，就是日本军阀本身，也还是莫明其妙。时至今日，我不妨公开的说：日本军阀虽自以为机诈百出，实际上是冥顽不灵。他对我国作侵略战争，自以为他是处于主动的地位，而且自以为他完全把我们中国控制了。所以他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殊不知他的国策与战略，自开战以来，始终是受我们的控制。所以他们的作战行动，根本上受我们的支配，处处陷于被动的地位，追随?我们战略的指导方针，而向他们自然崩溃的道路前进。他始则陷于泥沼，不能自拔；而终至自投罗网，无法幸免之一日。因之，我们须知一国的政府，所定的国策之得失，对于国家的存亡，其无形的影响，比之于有形的战争胜负，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国民对于遵循国策的精神，与奉行国策的行动，尤应特别注意，切勿轻忽。否则正确的国策，执行偶一不慎，或被浅薄鄙陋、浮嚣狂暴之流所煽惑而破坏，则国家民族的前途，就会陷于万劫不复之绝境，必致后悔无及了。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而我国抗战与世界上反侵略战争乃汇合为同一洪流。世界的正义公道与人类的自由解放所激发的革命精神，实日益发扬于这个洪流之中。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一日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各国在华盛顿签订的反侵略共同宣言，实为人类反抗强权的革命精神之结晶。我国民政府乃本于革命既定的国策，亦在这一天与反侵略各国共同签字，而我国于此乃列为四强之一。

　　在此时期，英美在太平洋上的准备不足，遂使日寇侵略的烽火到处燃烧，几成了「无往不利」的局〔第71页〕势。但是他在这个一帆风顺的时机之中，不料我军在长沙会战，给他一个歼灭战，使他在中国战场上一蹶而不能复振。这一会战，实在是日本在太平洋大战初期，精神上所受的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打击使他知道我国的军队实力所在，而始终是他的致命伤。因此他的军队对于西线，则于马来半岛与缅甸占领之后，就不敢再向印度侵略；对于南线，则于占领荷属南洋群岛与菲律滨之后，亦放弃了他进占领澳洲本土的野心；对于北线，则于侵袭阿留申群岛之后，更不能贯彻其处心积虑的北进攻苏的阴谋。在此日寇徘徊瞻顾之中，英美乃得从容布置其西亚细亚、南太平洋的战线，并充实美洲北部的国防，而苏俄亦得以专心致志于对德的战争。三十一年十一月以来，同盟国在各战场的胜利，使日寇真陷于束手无策四面包围的绝境。即轴心方面亦不能不致恨于日寇背盟失信，屡误时机。然而日寇之所以不能再向东西南北各线全力进展，以达成其「大东亚战略」任务的惟一的阻力，乃为我国的长期抗战；而我国抗战对世界贡献之大，不得不为各国所公认了。所以我们中国的抗战，在世界尤其是在亚洲太平洋战局中的地位，古语所谓「作中流之砥柱，挽狂澜于既倒」这两句话，实在是可以当之无愧。

　　中国抗战在国际的地位既如此重要，故列强对我们国家民族的认识，亦随抗战的发展而益加深切。在抗战初期，列强以为我们的抗战在短时期内必告结束。英美等国的注意力，只集中于他们在华利益如何始可以不受日寇的摧残，如何继续保持其东亚的地位于中国抗战结束之后。至于德义等国则企图停止敌我的战事，使日寇得以跳出中国抗战的泥沼，与他们共同发动世界战争。比及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为事实所证明，德义等国乃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梦想，而英美苏俄诸国亦认识了中华民族力量之伟大，更认〔第72页〕识了中国的抗战，不独是出于中国国家独立民族生存的要求，不独是亚洲的安定力，亦且是世界集体安全与永久和平之坚强的一环。欧战爆发，轴心诸国与日寇暴露他们平分世界的野心，英美苏俄诸国始知道中国的抗战，牵制了世界最凶狠的一个寇盗，分担了同盟国最重大的一分负担。因之中国的抗战，不独是世界反侵略阵线的先锋，而同时亦是世界反侵略战争在亚洲方面的中坚，乃亦为事实所证明了。 第五章 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 　第一节 不平等条约的撤废与平等互惠新约的意义 　　列强对我们中国的认识，随抗战的发展而加深，已如上述。然由此以达到不平等条约撤废的目的，仍有赖于国民政府外交的奋斗。五年以来，国民政府的外交，以宣示我立国的精神与抗战的目的为方针。这个方针，不因国际形势的变迁与国内批评的纷歧而有所动摇，所以能贯彻今日撤废不平等条约的宗旨。

　　先言中国立国的精神。中国虽为不平等条约束缚下积弱的国家，欲抗御强寇的侵略战，自不能不取得国际的助力，然而国民政府本于「尽其在我」的古训，自抗战发动，即标明「自力更生」的主旨。抗战五年半以来，其间国际形势曾有多次的变迁。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始终一贯，决不以环境的黯淡而悲观，亦不以局势的险恶而馁气；不轻于树敌，亦不甘于迁就；不放弃可以要求友邦援助的机会，亦不〔第73页〕丧失「有诸己而后求诸人」的精神。

　　再论抗战的目的。中国不仅为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生存而战，亦为世界不可分的和平与不可磨灭的公理而战。自抗战发动之初，这两大目的就已经确定了。国民政府深信世界的和平不可分，故能从列强的悲欢离合之中，知反侵略的国际阵线终必可以形成。国民政府更深信世界的公理不可磨灭，故能从盟邦的艰难挫折之中，知侵略主义者的强权终必归于失败。中国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生存，必与世界正义和平的恢复与人类自由解放的胜利同时获得。而中国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生存，亦即为世界正义和平与人类自由解放的条件。抗战的目的如此，所以国民政府的外交，在消极方面，不诿卸负担，亦不倚赖外援；在积极方面，不独「尽其在我」，亦将「推己及人」。

　　由此可知，中国的外交，在过去所以能渡过重重的难关，以独立自由国家的地位，与同盟各国共进于最后胜利的坦途，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幸致的，乃是我全体国民历尽最大的痛苦，国家蒙受最大的耻辱，纔达到的。

　　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列强与中国之间，关于撤消治外法权的交涉陷于停顿。民国三十年五月，中美之间，有关于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换文，美国同意于废除治外法权及有关的特殊性质的权利，但谈判的时期，留待「和平状况恢复之后」。至同年七月而中英之间，亦有同样的换文，英国同意于取消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并根据平等互惠原则，修改条约，其谈判时期，亦留待「远东之和平恢复时」。到了三十一年十月十日，美国与英国政府，同时通知我国民政府，废除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的特权，并〔第74页〕依平等互惠的原则改订新约。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美及中英平等互惠新约签字。在签字的这一天，我告诉我们全国的国民说道：「我国自清季开始与列强订立不平等条约以来，到了去年（民国三十一年）正是百周年。我们中华民族经五十年的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战牺牲，乃使不平等条约百周年的沉痛历史，改变为不平等条约撤废的光荣纪录。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而亦是英美各友邦对世界对人类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灯塔。尤其是我们同盟联合各国证明了此次战争的目的所在，是为人道为正义而作战的事实。他们这个举动，不仅是增加了我们同盟国战斗的力量，尤其对侵略各国在精神上给予他们以最大的打击」。我在这里更要指出一点，就是这个新约即将为中国与世界上独立自由的各国之间的平等互惠条约的蓝本。并且在此次战争结束以后，中国与各国之间还要根据这两个条约的文字和精神，续订广泛的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因此，所有百年来不平等条约文字和精神，从这一天起可以说是根本扫除了。综计这两约所撤废的各种特权，要目如左：

　　（一）领事裁判权

　　美国与英国人民或社团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撤销，今后美英在中国领土内的人民或社团，应依照国际公法的原则及国际惯例，受中华民国政府的管辖。

　　（二）使馆界及驻兵区域

　　美国与英国依辛丑和约所取得的特权，如使馆界、北宁路驻兵权等，一律撤销。使馆界的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界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三）租界

　　美国与英国在中国的租界一律撤销，其行政与管理，及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四）特别法权

　　美国及英国在租界内的特别法庭，一律撤销。

　　（五）外籍引水人等特权

　　美国及英国在中国各口岸使用外国引水人等特权，一律撤销。

　　（六）军舰行驶之特权

　　美英军舰驶入中国领水之特权撤销。以后中国与他们两国之间，军舰互相访问时，均依通常国际惯例相互给予优礼。

　　（七）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之特权

　　英国放弃其要求中国任用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之特权。

　　（八）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

　　美英两国人民在中国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之权，一律撤销。

　　（九）影响中国主权之其它问题

　　此次新约未涉及的问题，如有影响于中国主权者，应由中国与美英各国之间，依照普通承认的〔第76页〕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解决之。

　　关税自主运动，北伐之后，已见成效。而收回法权运动，今日又达成目的。并更进一步，使平等互惠的精神，充满于中国与英美各国之间，使各种关系各种问题，莫不可以获得圆满的解决。只要国民把新约与从前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互相对照，就可以认识新约意义之重大了。

　　然而吾人对于此次新约之成立，亦不无遗憾之处，就是九龙租借地本为我国领土，而英国未能将此问题在新约内同时解决，实为中英两国间美中不足之缺点。但我国政府于中英新约签字之日，即向英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声明我国保留有收回九龙之权。故九龙问题仍可随时提出交涉。惟国人所当知者，即九龙与香港在地理上确有相依恃的连带关系，且不能不同时解决。今日英国之有所待者，其故当在于此，无待详述。吾人且信英国政府不致为此弹丸之地而妨碍中英两国永久的友好邦交，盖可断言。

　　在俄国革命之后，苏联政府于民国十三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之中，撤销其在中国的各种特权。然而中国在此时期，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尚在广东一隅，而中苏之间平等的条约，所以未见完全实施。比及国民政府迁都于南京，外患内忧，复相因迭乘，故中苏两国边疆的问题迄未圆满的解决。现在反侵略同盟各国相继撤废其对我的特权，则中苏本有传统的友谊关系，两国之间各种问题，自将获得正义公平的结果，当无容疑。

　　在绪论里面，曾说到中华民族的德性，是忍辱负重，明廉知耻。因为我们能够忍辱负重，所以中华民族能够从百年来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以坚毅的精神与艰苦的努力，取得了独立自由的地位，使我们〔第77页〕的国家卒能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使我们的国民亦能重新做了独立自由的国民。因为我们能够明廉知耻，所以国民政府对于撤废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独立自由的地位，和中国以后对世界的态度，不认为是权利，而认为是义务与责任。率直的说：我们的民族对于撤废不平等条约的反应，不取功利主义。而我们民族的反应，乃是义务感的激发，与责任心的加强。这是我要首先对我们国民指明的一点。

　　要知道撤废不平等条约，是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回想百年来，全国国民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以雪耻图强为一致的要求。然而各种的主张，各种的运动，或因见解偏颇而失败了，或因时代错误而消灭了，或因民心背弃而失败了，或因动机不正而淘汰了。所以这些主张和运动，或以一年半载为一幕，或以三年五年为一期。甚至于欧美的国际形势有一度转变，各国的国内政治有一度的改革，某种思想一度抬头，某种学术一度演进，都可以在我们中国国内起一度的风潮。惟有国民革命，其主义出于大公，其动机本于至诚，而精神完全发于民族的正气。所以其中心组织之中国国民党，乃能兼容并包，以集中整个民族全体国民之中的革命份子。其行动的试炼，乃经五十年以上的无数之艰难困厄，由事实演变证明，而始能内受国民之拥护，外为列强所认识，以达到今日初步的成功。察往知来，我们只有格外惕励，特别奋勉。

　　国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即为建国工作真正的开始。我们中国的建国工作有国内的与国际的两方面。

　　在国内方面，中国惟有取得独立自由的地位以后，纔能够实现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理想。换句话说，革命建国的工作，是由民族主义的完成，到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实现。在民权主义方面，以「地方〔第78页〕自治开始施行法」所定的工作为基础，以至经过训政，完成宪政。并且我们对外建设中国国家为坚强的国防体，不陷于所谓自由主义分散国家民族为一盘散沙之弊；对内要训练全国国民行使全权，不偏于一阶级，使中国的政治为全民政治，而不是阶级政治。在民生主义方面，要继续抗战以来的生产建设，并准备战后实业计划的实施，要使生产为全民的生产，不流于阶级斗争，亦不陷于生产无计划的状态，以致不能存立于今日托拉斯经济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之中。

　　在国际方面，中国的抗战已与世界反侵略战争合为一体。中国抗战的胜利，与世界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亦相因相乘而不可分离。大战以后，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解放，必须中国与同盟各国共同奋斗，始可以求得。故中国于国家的建设以外，对于世界和平的奠定与人类的自由解放，更要准备分担重大的责任。

第二节 今后努力之方向及建国工作之重点

　　国民如不能竭尽其对国家的任务，则国家无由建立，民族无法生存，而对于世界问题，更无从过问，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中国国家今后责任的重大，既如前节所述，国民对于国家与世界的任务，自亦日加繁重，当不待言。

　　「天下无易事，天下无难事。」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是中国全体国民百年来继续不断的奋斗，与五年来坚苦抗战的收获。由此可见「天下无易事」。但是最近三十年间，国民革命卒能将二千年君主政〔第79页〕体推翻，三百年满族专制颠覆，乃至于世界上最残忍最坚强的不平等条约撤废。由此可知只要是我们国民能群策群力，信仰救国救民的三民主义，向国民革命的大道迈进，是没有不成功的。国父说：「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倒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夫心也者，万世之本源也。满清之颠覆（成功）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失败）者，此心败之也。」而今日不平等条约之撤废，以及今后抗战建国之必胜必成者，亦由于吾人遵奉国父遗教，继承遗志，贯彻始终的精神之所致。所以可以说是「天下无难事」。

　　革命之主义，如日月经天一样的明白。革命的方略，国父已经有了精确的遗着。革命的成败，到今日又已经为事实所证明。国民只须遵循主义，按照方略，顺?成功的路线，穷理致知，实践力行，来应付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变局，而与全体人类分担世界改造的伟大事业，自必能达到最后的成功。

　　所谓力行与致知，必须出于至诚，不能有一点伪言妄行的卑劣行动，亦不能存一点取巧投机的徼幸心理。古人说：「诚者成也」，又说：「不诚无物」。何谓诚？「诚」就是无伪无妄，精益求精的力行。所以不诚则天下无能成之事，至诚则天下无不成之事。我常说：诚是从什么地方发生出来的呢？简单说：「能公必能诚」。我们国民革命的宗旨，就是打破个人利己主义，而要救最痛苦的人民，最危急的国家，就是以利他为目的。所以我们今日要完成主义，要尽人类一份的责任，求得人生最完满的境界，我们的所作所为，皆要本乎至诚。如此我们所贡献的劳力，所贡献的智慧，乃能创造，能进取，能建设〔第80页〕，而真正能有益于国家民族，亦真正能尽人生的意义。所以我们大家应该把「天下为公」的三民主义和民生哲学，来确定我们的思想，认清革命的方向。就我们的本性，来发挥我们的良知良能，决心力行，一往直前，充其行之极致，就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亦是甘之如饴，无所畏惧。古人所谓「以杀身以求仁，无求生以害仁」，这是我们力行的本义。这样力行，就是革命。亦惟有其真正革命的行为，方能表现力行的意义。这就是我们革命者为实行三民主义救国救世的唯一精神。总之，「诚」是行的原动力，有了诚，就只知有公，不知有私。有了诚，就只是一心不乱的去行仁，不知有什么艰难和危险，很平易的做去，做到成功为止。国父「知难行易」的学说，在革命运动上的意义，亦就是在此。

　　我在前面说过：现在国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即是建国工作的真正开始。换句话说：国民革命的现阶段，是由民族主义的完成，到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贯彻。须知革命的破坏工作，不可以幸致，必须有百折不回的信心。自强不息的至诚，始可以达到最后的成功。而革命的建设工作，只要我们全体国民有不矜不伐的笃行，实事求是的实践，未有不可以如期完成的。国父有言：「莫难于破坏，莫易于建设。」辛亥以后，建设的工作所以失败，是由于国民忽视建设，并认为建设无须乎用革命的手段来进行。我们今日切不可再蹈这个覆辙，我们必须使破坏与建设相需并进。我们对于建设，必须以革命与抗战同样的精神，同样的手段来进行。

　　国父分革命建国的程序，为三个时期——军政时期，训政时期与宪政时期，——而贯通于三个时期的基本工作，在于教育、军事与经济。这三个工作在本质上是合一而不可分的。可以说，三者并举则国〔第81页〕家富强，三者偏废，则民族衰败。不但是现代各国建国的基本原理如此。就是依照我们中国历代的建国史实来说，亦无不如此。我们现在要建设三民主义的国家，以求生存于世界，并要进而尽我们对于世界的责任，故必须先求教育、军事与经济的合一，方得完成国家整个的建设。若论教育，我们必须本于中国六艺教育的精义，以自卫的实力与求生的本能，训练国民，使每一个国民，都能致力于生产，献身于国防，手脑并用，智德双行，一改过去萎靡文弱虚伪浮夸的弊病。至论经济，我们必须本于中国获得的独立自由，使国民经济平均发展，以为国计民生的基础，而纠正过去破碎偏枯而有害于国防与民生的错误。对于军事，就是我们国防与文化必期于合一，而国防与民生，亦必凝为一体。能够这样，中国纔能够成为坚强的民族国防组织，以自存于世界，并尽其保障世界和平共求人类解放的责任。

　　建国的基本工作，在于教育、军事、与经济的合一，而求基本工作的完成，又必须就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五个要目，制定周详的方案，而使之实践力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政治受经济的影响，甚至为经济所支配。我们要改造百年来次殖民地破碎偏枯的经济，而为独立自由的经济，且期于适合国防之所需，则必以政治的力量转移经济发展的趋势。我们要政治建设健全而有效，则必须社会建设，能为政治设施作切实的基础。至于社会建设的成功，又必须改变国民过去消极和被动的心理，与提高国民对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故心理建设与伦理建设，实为各项建设的起点。五项建设有效，方能使教育、军事与经济合一的建国工作成功。

　　以上所说建国的原则与程序，我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小册里面，已有详细说明。我〔第82页〕在这里，更就此五项建设，指出其重点，确定其方向。成年国民，应各就其职业与职位，把握此中一个重点，以推进其业务。青年国民，应当各就其学业与志趣，选择此中一个方向，以发展其能力。每一国民都能如此，国家的建设方能够成功，国家的命脉乃有所寄托。

　　（一）心理建设方面

　　不平等条约对于我国民心理的影响，为丧失自信，为依赖盲从，为惧外媚外，为虚伪自欺，为中国固有文化系统的破碎。现在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了，国民应抚心自问：我们心理上种种弱点，是不是已纠正了！国民如果不能纠正这种种弱点，不能养成独立自主的思想，重新来做独立自由的国民，则思想上仍不免为人奴役，政治上仍不免为人藩属，为人殖民地。故今后国民的心理建设，应以独立自主的思想运动为基础。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讲求科学真实的智识。以言民族固有的精神，则中国智仁勇之三达德，及其所以行此达德之「诚」字，实为我民族德性的结晶。而国父的思想更远承百代悠久的源流，会通世界进步的学说，以为中国建国最高原理。其中尤以国父所著的心理建设——「孙文学说」，对症下药，这是心理建设最宝贵的指针，故独立自主的思想运动必以此为准则。以言科学的知识，则不独采取西洋的科学方法原理，亦将一扫百年来倚赖盲从的积习，以恢复民族固有的创造力。综括的说，要我们的国民积极创造，自主自动，务化冷酷的态度为热烈进取的情绪，更化消极萎靡的精神为积极果敢的行动，养成整齐严肃践履笃实的风气，方能巩固革命建国的心理。〔第83页〕心理建设的最大的责任，尤在于我全国中小学校的教师，因为中小学教师乃是少年学生的德行知识和体格的保傅，其影响于青年和未来的国民，比大学教授更深更大。少年学生性情未定，知识尚浅，恰如一张白纸，近朱则赤，近墨则黑，染苍则苍，染黄则黄。少年时代陷溺于颓废或狂激的一途，则青年时代便不易受国家思想民族道德的陶铸。青年时代不能自爱自强，则壮年中年时代又如何能担当国家建设复兴的重任？所以国家的治乱，民族的存亡，系于此多数教养中小学生的吃苦耐劳的「无名英雄」之手；必须此少年学生的保傅，自觉其掌握国家命脉的责任，在次一代国民里面，播下国家生存民族独立坚忍不拔的种子，使国家民族一二十年之后，有接续不断为国应用的器材。政治社会各方面，更须深切认识此中小学教育使命的重大，特别加以尊重与爱护，予以鼓励与奖励，使中小学教育能与大学教育在经费与人材上平衡发展。中小学教育能够益臻于健全，则心理建设，自可以成功。抗战牺牲所获得的独立自由，始有其坚实的基础，而革命建国的理想，乃不致落于空谈。今日有志于教育的青年，不仅不得轻视中小学教师之职业，而应认此为报效国家第一等大事，与复兴民族最基本的急务。故青年能以担任中小学教师，特别是教育基层的小学教师为志节，埋头苦干，敬业育才，勿沽誉钓名，勿好高骛远，是为今日建国工作无上之至宝，如此国民的心理建设乃可以有成。

　　（二）伦理建设方面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规定的项目，为建国的信仰和精神的改造，尤注重于救国的道德。此〔第84页〕后伦理建设的工作，即应以培养救国的道德为基础。救国的道德，不必外求。五千年来我中国国民所以能够保持民族的生命，维护国家的生存，并能够屡从危亡丧乱之中，拯救民族国家，致之于复兴的境域，就是我们国民所蕴积而益厚的，所锻炼而益精的救国道德的功能。故培养国民救国道德，即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这种德性，即四维八德之所由表现。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实为我们中国教忠教孝的极则。须知个人惟在国家民族之中，始可以生存发展。故国家民族的生命，为个人生命所寄托。而国家政府的命令，应引为个人自主自动的意志。国家民族的要求，且应成为个人自主自动的要求。逃法玩法固为国法所不容，避重就轻，亦当为国民所不取。每一个尽忠尽孝的国民，必敢任他人所不敢任的任务，受他人所不能受的痛苦，而后国家民族的命脉，始可维系于不坠，而国家民族的前途，始可以充实而有光辉。尤以我全国的青年，战时必立于前线，开发必趋于边疆，为社会服务则必深入农村，为国家工作则必?重基层，一扫现在平时优游于都市，战时速避于后方之恶习，纔可以做一个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的国民。青年今后立志的方向，本节里面，各有说明。我在这里要特别指出一个目标，作为青年爱国的典型。古人说：「战阵无勇，非孝也」。今日战争中最奋勇最重要者，莫过于空军之飞行员。青年人人应立志为军人，为飞行员。乃可转移我国三百年来国民怯懦萎靡的风气，以恢复我五千年来民族固有的伟大精神，而〔第85页〕建设现代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新伦理的基础，则独立自由国民之人格乃能树立，而中华民国方得永久生存于世界，使不再为异族所奴役与灭亡。

　　（三）社会建设方面

　　新生活运动是社会建设的基本运动，其目的在求中国国民之「现代化」。国民惟有现代化，纔配做独立自由的国民。国民能做独立自由的国民，国家纔能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民族精神的焕发，国民道德的修养，必见之于国民日常生活，始不落空谈。而地方自法的推行，国民经济的建设，亦必以国民日常生活为依据。所以新生活运动可以说是五项建设的总运动，应为今后社会建设的基础。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地方自治的训练，与公共之「乐」与「育」的设施。以言地方自治，要知道中国古来建设国家的程序，由身而家而族，则系之于血统；由族而保甲而乡社，则合之以互助。由乡社以至于县与省，以构成我们中国国家大一统的组织。故国家建设的基层，实在于乡社。因之，我们中国国体虽久为君主，而民本民治的精神，实贯注于民间。可惜三百年来乡社的成规，竟废弛于满清一代。清末以降，一般学术思想，驰心外求，早忘却乡社是建国的根本。现在我们要?手于社会建设，仍必实行地方自治。乡镇的建设，又为地方自治的中心工作。乡镇建设着有成效，则地方自治乃可健全。而地方自治之健全，即为民权与民生主义实现的基础。以言民众的「乐」与「育」的设施，仍必为乡社的事业。娱「乐」与养「育」的两项，与食衣住行四者同为根本的民生问题；乐与育更超越于物质生活，而为精〔第86页〕神生活的基础。求乐与育设施普及而深入于民间，惟有乡社自主自动以从事于实施，始可以期成。如乡社的托儿所、保育院、俱乐部、公医院各种公共福利事业，必须合乡社的群策群力，以求充实。必以此为基点，始可以造成「老有所终，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新社会。

　　由此可知社会建设的责任，首在于乡社自治员。惟有乡社自治员，始能深入于农村，负起指导乡社自治的责任，更于自治之外，倡导娱「乐」与养「育」的设施。所望我全国有志建国的人士，认识一切报国事业，皆应经历此自治员之一阶段，实习地方自治工作，认清乡社自治员和保甲长，为社会建设基层的职位；勿流连于都市，勿眩惑于虚荣；以简单朴素的生活，任建国的基层工作；则在个人为建立平生一切事业的基础，而在国家则军事、教育、经济各项的建设，乃有确实的保障。

　　（四）政治建设方面

　　「抗战建国纲领」对于政治建设有具体的规定，五年以来，已??见于实施。然而国民对于政治制度与法令规章，必须奋发自主自动的精神，而把握其重心之所在，始可以措政制与法规于健全有效之域。现在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则自主自动的精神，尤为独立自由的国民所必具。我常说：「自强始可以自由，自立始可以独立」。国民如不能自强自立，则独立自由的地位，必有得而复失之一日。故国民实为政治建设的原动力，而自主自动的精神，即所以充实政治建〔第87页〕设的基础，然后中国的国家组织始可以健全，而国家行政，始可以提高其效率。所以今后的政治建设应以国民奋发自主自动的精神为基础，而其最基本的项目为培植民主制度与健全国防体制。要知道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我国政治的建设必须树立五权宪法与全民政治的基础，不受空洞的口号所愚，不被虚伪的形式所惑，循序渐进，笃实践履，始可以使中国臻为现代的民主国家，而跻于国际社会之林。在这一方面，我希望全国有志于政治工作的青年，本于国家的需要与时代的潮流，确定其远大的目标，树立其崇高的志向。我们中国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都市有畸形的发展而为人口所集中，政治建设亦相率而趋于少数之都市。因之国土荒废，边疆空虚，以致国不成国，侵陵频至。现在不平等条约既已撤废，则今后的政治设施，必一扫过去偏枯的积弊，而期于全国全区域皆有平均的发展。故边疆的开发，应为全国就学青年立志的目标。所望我有为有守的青年，要恢复马伏波（援）班定远（超）的精神，立志在边疆，致力于政治建设，埋头苦干，做一个手脑并用的屯垦员。国父教训我们「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须知边疆屯垦乃为今后建国第一等大事，而边疆屯垦员之贡献于国家的政治建设，论功效与品格，超越于大都市里面工作人员声价之上，何啻十倍？青年如要为国家做大事，为民族造大福，必须不求近效，不急近功，先要立定这个目标以为报国救民终身的抱负。

　　（五）经济建设方面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方案」早已指出我们中国经济建设的要目。这个方案，是本于国父实业计划的精义，规定具体工作，以期中国的国民经济能适应于国防的要求。抗战五年半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已趋向于国防与民生的合一。不平等条约的撤废，更能使中国以独立自由的地位，迈进于经济独立「自力更生」的大道。而中国之「自力更生」，尤以「工业化」为当务之急。故今后国民的经济建设，应以发达工业经济为基础。其最重要的条目，为准备实业计划的实施，由此以完成我们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基本政策。至于国父的实业计划，其规模远迈汉唐，其精神更有以会通现代世界经济的变局，实为我们中国经济建设惟一的宝典。而其准备工作，自甚艰巨。故全国国民必须自今日起，立定决心，积极进行。

　　于此有应为我全国有志于经济事业的青年指出一点。不平等条约的撤废，已为我们中国的工业解除其重重的束缚。然而中国今后的工业，仍须以最速的进步，与最大的努力，始可与先进诸国高度的技术与集中的经营，并驾齐驱。所以我全国的青年，必须立志为工程师，提高其技术的知识，致身于工业的发展。更要从实际的工作里面，求创造求发明，然后我们中国的经济建设方有完成的把握。

　　总之，建国规模、计划，及其树立规模、执行计划的志节与本能，当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教训，与一千几百万方公里的地理环境，参之以世界形势的进化，而体会研求。至于实行，更须由小而大，由近及远。而实行之程序，又必须有重心，有基点。要知道：没有远大的志节，伟大的本能，则必至于忘本〔第89页〕逐末；不求切近的实践力行，则必至于好高骛远。所以我在本节里面，就建国的计划与实行，择其重心与基点提示于我全国国民之前，并指定明白的方向，作为我们全国青年立志的指针。

　　在今日以前，我们中国的各项建设，都不能够顺利进行，我们可以求其原因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然而从今以后，不平等条约束缚既已解除，则各项建设如再不能突飞猛进，其责任当在于我们为国家主人翁的国民全体新澳门2024今晚开码公开,新澳门彩4949历史记录,最准一码一肖100%精准老钱庄揭秘。我们全国的国民要负起各项建设的责任，必须先问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更须先问自己，有没有这个信心？试看那一种建设，不需要有能力和有信心的人才？试问我们中国现在所有的人才是不是足够担当各项建设的责任？建设的计划与实施，须有重心有基点。我们所说五项建设，自当同时并进，不可缺一，而其重点则不能不置于经济。国父曾指示吾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而民生之基础为经济。经济不仅为各项建设之重点，而且为一切建设之先务。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是本于「民享」的原理。我们要以计划经济和社会立法，使每个国民的生活与生存，都有保障，务必做到「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之目的，尤须以计划经济和社会立法，实现民生主义之和平的普遍的革命。 至于经济建设必须以实业计划为准则。我们要完成实业计划所定的业务，首先要有实行实业计划的人才和完成实业计划的物资。今举实行实业计划最初十年内所需用的人才与物资，分别列表如下：

　　一、实行实业计划最初十年内所须完成之各项工作表（本表仅就土木、机械、电机、空运、水利、建筑、衣服、卫生、矿冶等九项计其数量，其它从略）

　　项目全部工作量最初十年内工作量

略

　　实业计划全部的完成，要积三十年至五十年之久。上表所列的工作、人才和物资，祇是最初十年之内所要作要用的数量。国民初见这些数字，或不免认为太大，而以为不易成功。殊不知这些数字，比之于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与一千几百万方公里面积，实在太少，决不为多。即就棉织机的数字来说，棉织机全部完成之后每人每年平均可得棉布亦不过十八公尺，而最初十年之内完成者，只有十分之一，则每人每年平均不过得到棉布一、六公尺。又以自动车而论，全部完成之后，平均每一百五十人纔有一辆，而最初十年之内完成者不过十分之一，则平均每一千五百人纔有一辆。更以人才而论，四万万五千万〔第98页〕人在十年之内，供给各级专门学校毕业生二百四十六万人，决不可以说是太多。只举现在所有军队的官长之数来说，已受过普通与高等教育而有充分管理技能的，就有五十万以上人数。这些官长将来复员时，若再授以专业的短期训练，就可成为经济建设现成的干部人才。大家只看这一点，就可知道我们国家的人才，是如何的众多，只要我们大家有信心，能努力的去做，各项建设，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否则我们国民锢于旧习，如仍有「不易成功」的感想，这就是由于大家不能深切领会国父「行易」的学说，不能彻底体认「力行」的道理。三千年的君主政体，三百年的满族专制，甚于一百年的不平等条约，我们的国民有了一致的信心，共同的努力，就可以在短期间之内，或推翻，或废除。若以同样的信心，实行实业计划，决没有不成功的理由。更以中国与日本来比较，我将国父于民国七年在三河坝阵地上曾对我说的一段话，来证明这个计划必能成功的道理。国父说：「日本的人口与土地，皆少于中国八倍至十倍，所以日本八年或十年可以完成的工作，将来我们中国只要一年或二年就可以完成。」我们如果是国父的信徒，相信他的至理明言，那为什么还要存这些畏难怀疑的心理？中国过去建国工作的失败，乃由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和压迫。现在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了，只要我们全体国民能够力行，则上表所列十年计划成功的程度，我们相信只有超过这里预定的最低的数量，而决不患其太多，更决无不成之理。如照各国已往建设的经验，再征之我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十年间在内忧外患中修筑铁路公路的事实，则依我的估计，其中有几个部门，如铁路、公路、航空、筑港、堤防、灌溉、电力等项，将来实际的成绩，或可超过预定之数一倍以上，实至为平常之事。

　　但是就人才来说，实业计划的实行，要有大中各级学校教养的人才，有如上表所列的数字。我们现在的学校是不是能够训练这些人才，来供经济建设之用？就我们现有的大学专科高初中等各校来说，从民国二十五年到三十年，五年之中，各级毕业学生只有四七一、七三九人，而实业计划实行的最初十年就需二百四十六万毕业生，实业计划以外各方面的需要，自不在内。所以我们在抗战期间，这几年之内，务必赶快加强教育，扩充学校，来准备充分的人才。就此乃可知道，抗战以后，我们同胞只要他有一技之长，就不患没有贡献其能力于建国工作的机会。尤可知道各方面服务于建国工作的人员，必须能以一人来做二人的工作，一天要做二天的业务，纔可以供应国家社会的需要。那里还可以苟且因循下去？那里还有徘徊犹豫的时间？先哲说：「见贤思齐焉。」谚云：「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我们看见了世界上各国的富强，更必须发奋为雄，来求我们中华民国同他们一样富强，而且我们的民生更要比他们康乐。我们中国经济建设的计划，对于民生的福利，必须达到我们国父手订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第二条规定的标准。就是「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房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这是我们建设的惟一目标，亦是实现民生主义的第一步工作。我们中华民国既要建设这样一个富强与康乐的国家，就要我们每一个国民真有「惟日不足」之感。人不自弃，必不见弃于国家；人能自勉，始可以策同胞，共同奋勉。所以我恳切的期望全国国民自立自强，互相策励。尤希望全国的青年能立定志气，抱定决心，认定目标，朝?建设的方向急起直追，来完成这千载难得的建国使命。

第六章 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 　第一节 建设与革命哲学之建立问题

　　在国民革命初步成功，建国工作真正开始的今日，国民一方面对于国家独立自由地位的获得，或不免有「骄矜自慢」和「一得自足」的错觉；而他方面对于今后应做的工作，亦不免有「畏难却顾」和「避重就轻」的心理。我对于这两方面，在前章已经有详明的解释。现在再在本章里面指出几个建国的基本问题，亦就是建国成败的关键所在。希望我全体国民有所警惕，而首先要指出的就是辛亥革命成功和失败的教训。我国民如果能领受这个深切的教训，今后建国的工作，一定可以成功。

　　大家知道：辛亥革命把中国三千余年的君主政体，满清二百六十年的专制政治，在极短的时间以内，澈底推翻。自此以后，袁世凯的帝制，张勋的复辟，莫不失败。所以我们不能说革命没有绝大的成功。然而辛亥革命以后，十几年间，又遭逢了世界第一次大战的时机，我们不但不能得到自立自强，而外患反而更深，内忧反而更凶，我们怎么不承认革命是失败呢？就说当时辛亥革命的成功，要知道这只是革命破坏方面的成功，而革命的失败，亦就是建设方面的失败。破坏的革命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满清末叶，国民的心志，集中于反对丧权辱国的专制政府。建设的革命所以失败，是由于国民对于革命必须〔第101页〕建设与破坏二者并行的道理，没有真切的认识，即有认识，也不能够趋于一致。所以辛亥革命一旦成功，国民就惑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说，以为无须再用革命手段，从事建设了。不独国民如此，革命党中的同志也是如此。所以军阀政客得以为所欲为。初则假借约法，继而破坏约法；初则树立政党，继而割据自雄。在国家民族大有可为的时期，反而过醉生梦死，自杀自伐的生活。他们误国的过失，卖国的罪恶，固然不可胜诛，而一般国民，尤其是智织阶级文人学士，一面受军阀的压迫，一面受帝国主义工具反革命派的宣传，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因之多不能了解国父的主张，更不信奉三民主义。尤其是他们对中国国民党的态度，不是旁观冷漠，即为反对敌视，更不能够认识中国国民党与整个国家，全体国民的生命，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也要负绝大的责任。所以国父在此时期，看出国民的心理建设，是革命成功的根本。心理建设的要义，就是要党中同志和一般国民明白「知难行易」的道理。

　　破坏的革命所以成功，建设的革命所以失败的缘故。　国父曾明确指示，这完全是由于国民的「知」与「不知」的关系。　国父说道：「夫破坏之革命成功，建设之革命失败，其故何也？是『知』与『不知』之故也。予之于破坏革命也，曾十起而十败者，以当时大多数之中国人，犹不知彼为满洲之所征服，故醉生梦死，而视革命为大逆不道。其后革命风潮渐盛，人多觉悟，知满清之当革，汉族之当复，遂能一举而覆满清，易于反掌。惟对于建设之革命，一般人民固未知之，而革命党亦莫名其妙也。夫革命事业，莫难于破坏，而莫易于建设。今难者既成功，而易者反失败，其故何也？惟其容易也，故人多不知其必要而忽略之，此其所以败也。何以谓之容易？因破坏已成，而阻力既灭；阻力一灭，则吾人无〔第102页〕所不可，来往自由，较之谋破坏时，稍一不慎，则不测随之之际，何啻天渊？然吾人知革命排满为救国之必要，则犯难冒险而为之。及夫破坏既成，则以容易安全之建设，可以多途出之，而不必由革命之手续矣。此建设之事业所以失败也。」这一段话，把辛亥革命成功与失败的本源，指示得何等的透彻，何等的真切！可惜当时党中同志与一般国民仍然不能够完全领悟！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完全领悟呢？这是由于我们国人深中了「知之匪艰，行之惟艰」古说之害，而不知哲学的真理是「行之匪艰，知之惟艰」。国父说道：「此说深中于学者之心理，由学者而传之于群众，则以难为易，以易为难，遂使暮气畏难之中国，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由是易者则远而避之，而难者又趋而近之。始则欲求知而后行，及其知之不可也，则惟有望洋兴叹，而放去一切而已。间有不屈不挠之士，费尽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为尤难，则虽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此中国积弱衰败之原因也。」辛亥革命以后，一般国民与党中同志，不知建设的必要，更不知中国的建设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实行。虽有　国父真知，作我们的指导，一般同志和国民仍然以知为易，以行为难，忽视建设，尤不能了解民生主义，而只以具备民族民权主义的形式为满足，所以建设的革命就失败了。

　　「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古说，并不是中国传统的心理。在社会上，人人都依照自然的法则而行，然而知道自然法则的人很少。所以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者固然依自然法则而行，不知者仍然依自然法则而行。所以孟子说：「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道者众〔第103页〕矣！」中庸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足见得天　地万物，遵循的法则，是易行而难知的。

　　古人的知，是从累代的经验与毕生的力行得来的。所以我常说：「不行不能知。」惟有从力行得来的知，纔是真知，惟有真知，方纔易行。孔子以六艺教人，就是要学者从六艺的实行得到真知。洒扫应对，射御书数，都可以使学者得到下学而上达的真知。后世的学者，把古人累世的经验与毕生的力行得来的真知，看容易了。所以他们以知为易，以行为难。「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古说，因而深入于人心，发生知行分离，与以易为难，以难为易的流弊。阳明「知行合一」之说，意在纠正知行分离的流弊。然在科学时代，「即知即行」的道理，仍不足为人生指导的原理。依照科学的方法，每一个人的工作，必遵循分工专职的原理，知者与行者虽有合作的必要，然仍须分工。故惟有　国父知难行易之说，纔是指导人生的真理。

　　知的本源在于人类的本性，不必外求。就表面上说：我们求知，要接受民族的经验和教训，要学习外国的科学和技术。然而就实质上说：知识如果「无得于己」，便不能算是真知。惟有「有得于己」的知，纔是真知，不但真知，亦且易行。为什么清末民初革命的先烈，能够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呢？他们笃信祇有革命纔可以救国救民，他们就力行革命的工作，死生荣辱，置于度外。他们的「知」本于天性，他们的「行」发于真知，纔造成了推翻三千多年君主政体，与二百多年满清专制的伟大之业。为什么〔第104页〕辛亥革命以后，党中同志与一般国民不能够继续先烈的遗绩，接受　国父的指导呢？他们的理论与主张，都不过东抄西抹，人云亦云，反求诸心，无得于己。他们的「知」，不由于至诚，他们的「行」，不出于大勇。所以民元以后，社会政治，就在扰攘喧哗之中，过了十几年。而误国殃民的军阀，反革命派之所为，亦就横行无忌了。

　　何以事实的经过已确切证明了正确的路线，而国民仍不能够有一致的认识？揆其原因，正由于在理论方面，他们自己既不能「实事求是」以探讨真切的学问，又不能虚心接受事实已有证明的真理。在行动方面，他们既不能够自拔于似是而非、不痛不痒的风气，更不能追随先知先觉的指导，毅然决然的力行。总之，理论上的不正确，是由于不能真知，行为上的不振作，是由于不能力行。惟有至诚，始可以无要而达于真知；惟有至诚，始可以不息而见诸力行。惟有真知力行，始可以不瞻顾，不迟疑，勇往直前，笃实践履。中庸说：「不诚无物。」国民的心理，社会的风气，不返于朴实诚笃，建国复兴事业，断没有成功的可能。所以　国父自辛亥革命以后，在最艰难困穷的时期，以「行易知难」的学说，指导同志，晓喻国民，永为我国民革命建国复兴的基本哲学。即今日以后，建国工作的成败，亦必以我全国国民能不能领悟这个哲学为权衡。只要我们全国国民接受辛亥革命的教训，领悟国父「行易」的哲学，一致起而力行，则我们完成五项建设，以造成文化国防与经济合一的国家大业，是一定能如期成功的。

第二节 社会与学术风气之改造问题 　　过去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我们的建国工作，不能够自由发展。这些失败，还可以归其责任于不平等条约。现在，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我们今后的建国工作，得到了独立自由，如果再有失败，那我全国国民就应自负其责任了。

　　国家的治乱，民族的兴亡，常以社会风气为转移。我们中国的社会风气受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以租界为根源，表现为各种的颓风恶习。现在，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租界不复存在，则社会风气转移的责任，又将在谁的手里？

　　今日的社会风气如不改造，没有笃实践履的精神，则建国工作，仍难期其完成。而社会风气的转移，常系于少数政治家与学者的倡导和努力。历史上的先例如此。然而此所谓少数人的产生，决不是由于「神迹」，亦不是由于「气数」。在国家治乱之会，民族兴亡之际，只要这少数人士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和「天下为公」的抱负，以救国家救人民自任，即可以为转移社会风气的枢纽。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又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这些话都是指示我们：只要看见了救国家救人民的本分，就应当引为自己的责任；随自己聪明才力的大小，力行实践，即可以转移风气。　国父说：「聪明才力愈大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千万人之务；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至于无聪明才力者，亦当尽〔第106页〕一己之力以服一人之务。」我们可以说：无论聪明才力大小，只要立志救同胞，决心救国家，力行实践，则行之于一乡，即可以转移一乡的习气，行之于一县，即可以转移一县的风尚；推之于一国，莫不皆然。只要此少数人士，能够力行于前，则一乡一镇以至一国的民众，习焉不察，行焉不着，自然收风动草偃之效，而社会风气就能改造成功。

　　在我们中国，当民族盛衰绝续之交，必有少数的政治家和学者兴起，来担当这旋乾转坤，改造风气的责任。东汉之末，豪家大族兼并土地，贫户细民流离失所，思想则趋于老佛，文学则崇尚浮华。黄巾之乱既起，中原残破，群雄分立，蜀地独得偏安，其风俗的奢侈，势豪的跋扈，更甚于东汉时期。诸葛武侯辅佐两朝，十二年间，在军事上以攻为守，在政治上以猛济宽，以讨贼雪耻，激励国民的志气，以循名责实，纠正浮华浪漫的风俗，故能以巴蜀一隅，抗曹魏中原全盛之局。后世的俗儒，以武侯实行法治而加以讥评。殊不知武侯为人，淡泊宁静，大公至诚，品格之高远，决不是俗儒所能企及。唐末五代，割据纷争达二百余年。赵宋虽收藩镇的兵权，开统一的局面，然而思想则流于佛道，文学则限于排偶，科举则局于注疏，政事则操于胥吏，经济则土地兼并，军事则内重外轻，以至于外患侵陵，内乱频发范忡淹首着四论以纠正颓废的思想，继上十事之奏，兴学校以养经济之才，改科举以取经济之。当时文学则欧阳修苏轼之流，经学则胡瑗孙复之辈，人才辈出，蔚成风气。张（载）程（颢、颐）的理学，王荆公的新法，亦踵起而代兴。在明朝末叶，朝廷受制于宦官，社会相习于浮华。朱（熹）学既不胜其烦琐，王（守仁）学亦渐趋于玄虚。张居正秉政十四年，以「实学实用」指导思想，既以「循名责实〔第107页〕」整饬吏治，以「返本复始」挽救民风；其信心之强，志趣之笃，力行之勇，不计个人的成败，不顾一时的毁誉，比之于诸葛武侯与范忡淹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满清道咸年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之流，亦以转移风气为己任。曾文正行法主刚，而用人则重血性，尚器识。其于学术思想，则兼取宋学与汉学而归本于至诚；其立身行事，则本于「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的精神；故湘军淮勇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

　　中国历史上思想家学者转移风气的功效，其有关于我固有文化之兴废与民族精神之盛衰者更大。当战国初期，其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流行于一时，「杨朱墨翟之言满天下」，「天下不归于墨则归于杨」。孟子起而以孔子之道定义利王霸之分，明「知言」「养气」之学，阐发恻、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仁义礼智之端，以严人兽之别，辟杨墨，正人心，由此遂奠定中国三千来一脉相传的正统思想之基础。自东汉末年以降，佛老学说盛行，儒家学说闇然不彰；王通讲学于河汾之间，斥佛老之学，严夷夏之辨，初唐政制之宏伟及其学术之昌盛，亦皆受其影响。中唐时代，韩退之（愈）改文体，辟佛老，斥割据，倡集权，遂远开北宋道学的先河。比及道学既盛，学者习于空虚的性理，锢于烦琐的名词，于是王阳明（守仁）倡知行合一之论，「穷理致知」之说，一时翕然成风。到了明末清初，则顾亭林（炎武）黄梨洲（宗羲）王船山（夫之）李二曲（中孚）颜习斋（元）傅青主（山）等大儒辈出，皆斥玄虚，重实用，以经世之学救民族，以性命之学导人心。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权思想，从此蕴积于民间，历二百余年，竟有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建立共和民国。

　　这些政治家思想家，对于我们中国民族精神的存养，和固有德性的锻炼，都有其千秋不朽之功业。国父所说：「以吾人数十年必死的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的根基」，他们便是我们建国救世的模范。我们中国才智之士，要效法这些政治家思想家，首先就要从「穷理」和「知言」入手。我们革命最应该留心注意的，就是对于所处理的大小事物，都要「穷理」研讨。我们对于当前所见闻的学说主张，更要「知言」明察。所谓「穷理」，要看清楚现实，要认织环境，要剖析事物的内容，要把握问题的焦点，不含糊，不虚伪。所谓「知言」，要把各种学说主张，察其动机，明其意义，考其所用的方法，求其证据于事实，不模棱两可，不附和盲从。这样的做去，无论众说的理论怎样纷纭，辞句怎样巧妙，一到了我们的面前，就可以很明了的判断他的是非得失，乃至福祸成败。尤其要知道，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学说和主张，其为害愈大，其持论愈巧。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他说道：「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言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由此可见不正确不澈底的妄行邪说，必以巧妙的理论和动听的词句为掩饰。但是，他们的误谬和弊害，决不是巧妙的理论或动听的词句所能掩饰的。即令他们力图掩饰，我们也可以就他们所掩饰的论点，看出他们的毛病和错误来。所以孟子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即如法西斯纳粹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的理论，都是振振有词，头头是道的。他们的辞句是非常动听的。但〔第109页〕是我们要溯求他们这些主义发生的动机，更来考察民族思想消灭的实例，就可以知道在中国提倡这些主义是「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的。就纳粹法西斯和世界主义发生的动机而言。

　　国父说道：「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就民族主义沦亡的实例而言，　国父说道：「凡是一种民族征服别种民族，自然不准别种民族有独立的思想。好比高丽被日本征服了，日本现在就要改变高丽人的思想，所以高丽学校里的教科书，凡是关于民族思想的话都要删去。由此三十年后，高丽的儿童便不知有高丽了，便不知道自己是高丽人了。」所以　国父在民族主义第三讲里面，把那些抛弃民族思想来谈世界主义的人，比之于得了彩票，却把收藏彩票的杠子抛弃的苦力。足见在我们中国，不讲民族主义，而讲纳粹法西斯主义或世界主义，便有亡国灭种之忧。由此一例，即可知「穷理」「知言」的重要。可怜这二十年来，我们中国才智之士，为这些巧妙的学说所陷害，以致误用其才力，枉过其一生的，不知凡几。这实在是国家最大的损失，亦就是革命惟一的不幸。往者已矣，惟望今后国民尤其是一般趋向未定的青年，更要特别知道「穷理」和「知言」的重要。这实在是青年一生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因之对于各种事物与学术的研究必须注重这一点。如此乃能认清方向，确定思想，不致走入歧途，以免后悔无及。

　　满清以来，积二百六十年颓风恶习，加以大都市之中，租界领事裁判权之下，累百年骄奢淫佚的生活，麻醉渲染，遂使贫民则铤而走险，富户则倾家破产。其影响之所至，文官爱钱，武官惜死。人民视官场为罪薮，官吏亦自视为傀儡登场，敷衍应酬于案牍与奔竞之中。这种风气，自满清以来到民国初期〔第110页〕，还是有加无减。截至今日，他们的心理，仍旧不肯彻底的觉悟，痛加改革，这实在是我们政治上的奇耻大辱。我们要洗刷这种耻辱，树立民众的信仰，恢复政府的信誉，必须从政的官吏，治军的将领，反躬自问，自己是不是能够秉承国父的遗教，实践革心的指示，各行其良心之所安？是不是能够誓不虚浮，崇尚笃实？假如反省而可以自信，正不必计外人的毁誉，顾一时的荣辱，以致重形式，轻实行，假如反省而不可以自信，则必须痛加悔改，免蹈过去军阀官僚的失败。

　　更要知道；抗战发动以来，我们的力量虽是愈战愈强，不平等条约虽是已经取消，然而敌寇还在我们国境之内，还要我们作最后的努力，和最大的牺牲，方能收回我们的失地，救出我们的同胞，纔能说是民族得到真正的解放，国家争取真正的独立，欧洲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在剧烈变动之中。中国的前途，光明与黑暗，实相因而俱在。时至今日，同盟国的力量已能够转守为攻，侵略主义者的败征已显而易见。中国抗战胜利的光明亦已在望，而独立自由的地位之取得，更使中国对世界的责任，相随而愈重。预计世界战争的结束，不能延至二年以后，而今年的一年即为战局的决定关头。我们中国的主奴荣辱，生死存亡，决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以华府会议为最后的决定。质言之，中国主奴荣辱生死存亡的命运，不决定于战争结束时期的国际会议，乃决定于战局发展至于最后关头之今日。而全国上下能否自力更生，尤在于社会风气与国民生活能否涤旧更新，不愧为现代的国民。更必使抗战有胜利的把握，建国有成功的基础，纔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且以实现我们「存亡继绝」「济弱扶倾」的三民主义。如果我们像第一次大战结束时期，瞻顾倚赖，苟且因循，则已〔第111页〕失的权利未必能恢复，已复的权利亦未必能够享有。总之，中国的命运，决定于中国国民本身是不是能够自立自强，以达成抗战建国的使命。要中国能够自立自强，必须全国上下，共同一致，痛切觉悟，彻底革新，袪除虚浮，务求笃实，力戒因循，崇尚果敢。思想必切实际，生活必循纪律，任事必负责任，行动必守秩序，实事求是，精益求精，而后乃能树立现代国家的基础，使中国跻于国际社会，共负世界永久和平和人类自由解放的责任。

　　政治风气的转移，于尤赖社会风气的改造，而教育实为改造社会风气　　的动力。须知学术的讲授，与政治的变迁，息息相关。不独思想的改革，直接影响于社会风气与政治风气，即文学的改革亦发生重大的效果。古人说：「文学之变与政通。」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汉魏之间，轻笃行，重辞藻，士风从此趋浇薄。唐末宋初，文礼反于质实，则力行实践的风气因而复兴。明清以八股为思想的桎梏，为官者不习政事，于是权归胥吏之手。总之学术的讲授为国家命运之所系，历史的教训具在，无可推诿，亦无可置疑。

　　须知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效果，无疑的归结于文化。所以此次战争，亦可说是文化战争。欧美三百五十年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成败兴亡，皆在此一役。中国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及其道德精神之兴废，亦以此役为试金石。此战若不失败于侵略主义者的魔手，则人类文明即将刮垢磨光，而中国文化亦必发扬光大。务望我学术界真能了解今日实为我中国文化继往开来存亡绝续的最大关头。自清末维新，中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至于国民革命时期，因讲学而改变学风，举凡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共〔第112页〕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世界各国所有的思潮，都经试验。若深加考察，虽有不少的进步成分，散在社会，然而真诚笃实的风气，终竟没有造成。治学的人士，不能实事求是，身体力行；或思而不学，闭目空谈，自逞胸臆，妄立门户。或学而不思，东涂西抹，人云亦云，无有定见。崇西化则舍己从人，尚国学则闭关自大。讲学的人士，轻于发言，不负责任，附和流俗，姑息取容。以个人的私欲为前提，而自以为「自由」；以个人的私利为中心，而自以为「民主」。以守法为耻辱，以抗令为清高。利用青年的弱点而自以为「青年导师」，妄肆浅薄的宣传而自以为「先进学者」。极其所至，使国家为之纷乱，民族因而衰亡。在这种潮流之中，求「以天下兴亡为己责」的人，真不多得，为学讲学的风习既然如此，而欲求社会风气与政治风气之改造，岂不是缘木求鱼？然则今后学者与大学的师生应如何以自处，使在此国民革命时代中尽其革命一份之义务，我在前章「心理建设」一节内，已述其概略，总望我国学者，务使学术切于人生的日用，文化归本于建国的基业，切实体验　国父「行易」哲学的真理，与革命「力行」的精义；智育与德育兼施，文事与武备相应；手脑并用，知行合一。如此，则社会与学术的风气，方能根本的改造，而过去萎靡虚伪，浮燥夸诞的积弊，亦可以完全扫除，必须这样，而后我们民族固有的德性与智能，和国家本来的地位，乃可以真正的恢复，而立国的基础，乃能臻于巩固强大。

　　国父说：「建屋不能猝就，建国亦然，当有极坚毅之精神，而以极忍耐之力量行之。」此极坚毅忍耐的精神与力量，要有实践力行的学术风气和质朴敦厚的社会的习尚，纔可望其发生。官吏是建国的工匠，教师更当为建国充实优良的人才。这两种人对于学术与社会乃至于政治风气的改造，比一般国民，〔第113页〕负有更密切更重大的责任。从今以后，只要每一个官吏，每一个教师，能激发其义务感，能坚定其责任

　　心，能够以改造风气的志士学者自任，则建国的坚强精神与忍耐力量，就可以发生，建国的大业就可以成功。　国父说：「成功者，非一人一党之谓，乃中华民国由阽危而巩固而发扬光大之谓也。」要使我中华民国渡过阽危，趋于巩固，则必须全国的教育家以国家观念为中心，以民族思想为第一。我全国的教师应当首先以此自勉，方可勉励一般的国民，相率以转移政治风气，来为建国工作，树立可大可久的初基。 第三节 自由与法治观念之养成问题 　　在改造社会风气的时候，我们必须彻底改造国民对于法律和自由二个观念。

　　合群是人类的天性。个人离开了人群，便没有生存的方法，所以自有人类以来，个人就是生于群，长于群，没有一天可以绝对离群而孤立，所以群的生命，为个人的生命所寄托。群有发展，个人纔能够得到发展。在人群的里面，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体与全体之间，自然有其共守的规则，而后群的生命纔可以维持和发展。这种规则，在一方面是道德，在另一方面就是法律。人群的组织，由家族而宗族，由宗族而民族，所包容的人口愈多，则道德与法律亦相随而益密。其维持道德的信仰者，为社会的公论。其执行法律的制裁者，为管理众人之事的政府。

　　我们中国的政治哲学对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讲求得最为详明。中国的政治哲学主张道德与法律兼〔第114页〕用，不过有先后之分。贾谊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董仲舒说：「先德而后刑。」都是说道德先于法律，却并不专谈道德而舍弃法律。至于我们　国父的三民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更有精深的研究。要知道三民主义是渊源于中国正统的道德观念的。简单的说：「利他」是革命的本务，「仁爱」是救世的基本，利他和救世的极则，无过于「天下为公」。三民主义就是以「天下为公」的思想为改造社会的基本法则，与实行革命的最高理想。然而，三民主义的实行，则必依于法律。在军政时期，我们要行军法之治；在训政时期，我们要行约法之治；在宪政时期，我们要行宪法之治。由此可知三民主义的政治，是本之于道德，而行之以法律的。

　　我们中国的政治哲学，对于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也有详明的分析。孟子说国家要有「法守」，要有「法家弼士」，又说「徒法不能以自行」。这就是说国家没有法律，便不能够治理，不过法律的施行，仍然是存乎其人。王荆公所谓「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张居正所谓「行法在人」，也都是这个意思。我国的国民革命，是要建设中国为法治国家，不过其本源则在于国民的心力。所以　国父说：「常人有言，中国四万万人实等于一片散沙。今欲聚此四万万散沙而成为一机体结合之法治国家，其道惟何？则必从宣誓以发其正心诚意之端，而后修齐治平之望可几。」又说：「国家之所以成立，不外乎国民之合成心力。其统治国家之权力，与夫左右此统治权力之人，亦常存乎国民合成心力为之主宰而纲维之。」由此可知国民革命是集合国民的心力，以建设法治的国家，并且是以国民的心力厉行法治的。

　　我们中国的政治哲学，对于情理与法的关系，尤为注重。中国的政治哲学以为情理必依于法治而后可以得其公平。所以诸葛武侯说：「法行而后知恩。」又说：「吾心如秤，不可为人作轻重。」中国的政治哲学，又以为法律必本乎情理而后可以合于实用。所以吕新吾说：「法者，本天理人情而定之。」又说：「法者，体其必至之情。」我们的三民主义，是会通情理法三者而并重的。我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一文里面说：「我们人类所以异于一切动物与高于一切动物的原因，而且能够不断的自求进步，不断的进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有感情，有法纪，而且又有理性的缘故。感情、法纪、理性这三种东西是维系人类生存，促进人类进化，所缺一不可的。我们通常论一件事，总说是情理法三者俱当，而后纔算是圆满。依照三民主义，就民族方面说：人类感情中最值得重视的一种感情是民族感情；因为民族天然力所造成的，所以团结民族，就要靠人类天然具有的情感。就民权来说：人类组织的最良法纪是全民政治——即民权主义政治；要规定各个国民的义务和权利，就全靠法治和纪律来作平准的标尺。就民生来说：「人类生活中最合理的方式，是一切人民经济平等，无相压迫榨取之事，而且要使社会大多数利益相调和，能够真正做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地步；这不能专靠感情，亦不能完全依靠法律，而必诉之于判别是非利害之理性。所以我说，民族主义本乎情，民权主义本乎法，民生主义本乎理。我们以提高民族感情，求得民族独立；以确立法治，为实行民权的基础；再以公平划一的条理，调剂公私经济的盈虚，以解决民生问题，如此情、理、法三者皆能厘然得当。所以三民主义比其它主义完备，而且比其它主义伟大悠久，亦比其它任何主义容易实行，亦就在此。」由此可知三民主〔第116页〕义是情、理、法并重而各得其宜的。总括以上所说，我们知道有些学者，以为中国的政治哲学重礼治，主人治，而反对法治，是一种误解。我们又可以知道法治在三民主义里面是有重要的地位，有重大的功用的。

　　自不平等条约订立以后，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失去了自信心，只知道附和盲从外国的学说。于是有一些人士，援引欧洲十八九世纪的学说，来破坏我们国民的法治观念。他们看见了鲁索所谓「天赋人权」的言论，便主张中国的革命，和欧洲十八九世纪的革命一样，要争「自由」。殊不知鲁索的学说，并不合于历史的事实。　国父指示我们：「就历史上进化的道理说，人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故推到进化的历史上，并没有鲁索所说的那种人权事实。这就是鲁索的言论，没有历史的根据。」鲁索的学说既没有历史的根据，其所以流行于十八九世纪的欧洲，成为欧洲人民为「自由」而战争的指导理论，是「因为当时欧洲的君主专制发达到了极点，……人民久受了那样残酷的专制，深感不自由的痛苦。所以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奋斗去争『自由』，解除那种痛苦，一听到有人说『自由』，便很欢迎。」返观我们中国历史的政治，大抵对人民取宽大的态度，人民纳了粮之外，几乎与官吏没有关系。「中国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须去争。」所以国父说中国革命的目的与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要革命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了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抵抗外国压迫，就要打破『个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像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换〔第117页〕句话说，我们中华民族要结成坚固石头一样的国防的组织体，则个人不能享有像一片散沙一样的「自由」，是不待言的。更详细一点说：我们中国在战争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建立民族的国防体；在战后要与世界上独立自由国家共同保障世界的永久和平，求得人类的自由解放，亦必须有同样坚强的组织。所以就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说，无论在战时或在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

　　更就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上说，自由与法治是不可分的澳门天天开彩好正版挂牌2024,2024澳门开什么特马,2024澳门天天彩期期精准。我们中国是四万万五千万国民共同组织的国家。我们的国家要求四万万五千万个国民之中，每一个国民都有「自由」。所以必须规定每一个人「自由」的限界，不许他为了他一个人的「自由」而去侵犯别人的「自由」。这种自由，纔是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观念，我们建国时代，必须积极的养成，纔可使我们每一个国民，都能享受他自由的权利。所以「自由」必须在法定的限界之内，方是「自由」。若出了法定的界限之外，便是放纵恣肆。人人如可以放纵恣肆，必至于强欺弱，众暴寡。人人谨守法定的限界，始可以达到人人都有「自由」的境域。要人人都有「自由」的国家，纔可以说是「法治」的国家。所以法治国家决不许国民有放纵恣肆，强欺弱，众暴寡的现象。由此可知自己破坏国家的法律，而要求国家的法律保护，自己不守法律，而批评国家不崇法治，都是不合理的言论。这种言论，只有混淆国民对于法治的观念，助长国民不守法律的风气，如不彻底纠正，则法治国家的建设，是不能成功的。

　　世界上最放纵恣肆的人，要算「吉普西」人了。大家知道「吉普西」人的自由，不过是放荡，不过是流浪。他们内部没有法律，他们对外也不能结成团体，以自保他的安全。所以他们成为世界上最低下〔第118页〕最堕落的一群，到处受人唾弃，受人欺侮。我们中国国民断不可一面自陷于「吉普西」人的自由行径，而一面还高谈现代化，法治化。要知道国家是祖宗百代的遗产，民族是子孙万世的根基。抗战是神圣的工作，建国是庄严的事业。我们绝对不应当存一点玩忽的观念，有一点儿戏的行动，而必须以神圣庄严的心理来接受法令，以自主自动的思想来执行法令。我们怎样还可以自比于「吉普西」人？

　　近百年来，我们中国不尚法治的观念所以养成，不守法律的风气所以传布，租界与外国驻兵区域以及封建割据的存在，为其重要的原因。租界驻兵区域为中国法律的力量所不及，一般人士在那里面，可以放纵恣肆于本国法律范围之外，对于国家作违法犯纪的言论和行为。相沿既久，养成了一种消极则不负责任，积极则破坏法治的习惯，流行于国民之间，犹不自觉其非；不独不以为非，而且自以为是。封建的割据，更使法治的观念与守法的风气，荡然无存，一般军阀政客，以拥甲倒乙为事业，以朝秦暮楚为生涯，不独不知法治为何物，亦且以毁法乱纪为光荣。在这种情形之下，法治的观念如何可以养成？守法的风气如何可以造就？

　　现在，不平等条约既已撤废，租界与外国驻兵区域不复存在，封建割据亦早归没落了。我们国民必须痛自反省，互相督励，以守法为道德，以负责为光荣，不以个人的利益，妨害国家的公益；不以个人的「自由」，侵犯别人的「自由」。要求「自由」，必先了解「自由」的本质；崇尚法治，必先修养法治的习惯。我四万万五千万国民，人人必须养成此种自由与法治的观念，纔能把国家建设为法治的国家，进而建设为坚强的国防组织体，以与世界上独立自由的各国，共同负起世界和平，人类解放的责任。

第七章 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

　　由上面所说，我们知道建国成败的关键，在于社会风气的转移。而社会风气的转移，又系于一乡一县一省以至于全国有见识，有志气，有血性，负责任的人士，以真知力行为倡导，使一乡一县一省乃至全国的国民，行焉不着，习焉不察，则社会风气的改造乃能达到成功。前面又曾指出，只要我全国的青年立定志向，任他人所不敢任的工作，受他人所不能受的痛苦，乃至冒险犯难，进到常人之所不敢到的边疆僻壤，以适应国家社会的需要，而充实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此国家社会的改造，亦必易如反掌。在这里，我还要作再进一步的讨论。要知道社会风气的改造，建国工作的实施，乃是民族复兴中最伟大的事业，必须恒久的力行。如以单独的个人，作孤立的奋斗，其成效必不能大，其事功亦不能久。所以一乡一县一省以至于全国的成年国民和青年志士，必须有共同的组织，有系统的联络，以为国家建设和个人立业的总机关。个人惟有在这个总机关之内，纔可以做到　国父所说：「以个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

　　我们中国的成年国民，不能作广大的团结，即团结亦不能够持久，所以有「一片散沙」的耻辱，受「五分钟热血」的讥诮。须知不能团结，是由于自私，而救私莫如「公」。团结不能持久，是由于虚伪，而救伪莫如「诚」。一念之公，即可以民胞物与。一念之诚，则必能贯彻始终。惟有三民主义，本于至公，发于至诚。故中国国民党的思想，能兼容并包，而中国国民党的行动，则「择善固执」。这在我〔第120页〕述中国国民党改组经过的时候已切实的指点出来了。

　　现在一般青年，最大的毛病和他个人「百事无成」「潦倒一生」的总　因，根本当然是教育未得其道之故。而青年不受师长的指导，不知「组织」对于他个人成败的关系之重要，更不知道「自由」是什么，「纪律」的什么，所以行动流于浪漫，思想不切实际。他们一入社会，乃就自觉其没有担当实际工作的能力和信心，更说不上改造社会建设国家了。所以青年要成为刻苦耐劳，任重致远，改造社会建设国家的人才，其思想必经科学的训练，其行动必受严格的锻炼。因之，抗战发动以后，我就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以适应全国青年迫切的需要，而开创了中国国民党的新生命，和中华民族新动力的根源。

　　国父对于全国国民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明切的指示说：「全国国民不但人人有入党的权利，也有入党的义务。」全国青年对于三民主义青年团亦是一样的有入团的权利，和入团的义务。要知道革命建国是整个民族和全体国民共同担负的大事业。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乃是实行革命建国的总指挥部。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纔可以顾全民族全体的幸福，保障国家整个的利益，策划国家民族永久的安危。所以他们对于入党入团，有权利也有义务。同时，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对于有志气，有热忱，有民族思想的成年的国民和青年，有要求他们入党入团的权利，也有容许他们入党入团的义务。要知道我们中国千百代祖宗留下来的遗产，都要由这个党这个团来改造，来整理，亿万年子孙立命的基业，亦要由这个党这个团来开创，来充实。本党本团，为了完成续往开来的责任，所以有权利要求全国国民来共同负责，也有义务容许全国国民来共同革命。

　　〔第121页〕

　　在今天以前，我全国的国民对于雪耻图强的运动，虽有一致的认识，而对于建国的方针，和立业的途径，还有纷歧的见解。到了今天，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初步工作，是已经做到了，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的成绩，亦已经昭著于国民的面前了。我以为时至今日，各方面爱国的革命有志之士，都应该作深切的反省，和彻底的自觉，并肩携手，共赴于三民主义的信仰之下，加入中国国民党，成为亲爱精诚的同志。要知道现在的时机，真是千载一时，也确是千钧一发。具体的说：中国往昔的命运，是以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的这一举，来决定其盛衰荣枯，而今日不平等条约既已取消了，则中国今后的命运乃就要决之于国内政治之是否统一，与国力之能否集中的一点之上。换言之，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国的帝国主义之手。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就是操在我们全国国民自己的掌上。如果我国内政能统一，国力能集中，而全国国民再能加以一致努力，共同奋斗，则中国的命运，就归纳于「精诚团结，奉公守法」八个字，如此中国的命运为独立，为自由。否则就是「诈欺虚伪，毁法乱行」八个字，仍如过去之封建军阀武力割据，破坏统一，妨碍建设，则中国的命运为衰落，为灭亡，不独继续为次殖民地，且使我中华民族世代子孙将尽为奴隶牛马，永无翻身之日，更无复兴之望。这是我们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其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于这二年中。但是中国复兴是已经成为「命定」的事实，无论任何反动势力，亦不能为之摇撼。今日的中国，正是在中国哲理所谓「否极泰来」的时候。大家知道江宁条约正满百年，甲午国耻亦足五十年，而我们民国二年第二次革命失败，至今亦正是一世——三十年了。凡是一个民族，只要其人心不死，精神不灭的话，那「剥极而复」「周而复始」的宇宙法则，是可以相〔第122页〕信他永远不会变更的。不过这个「命定」的事实，仍要看我们全国国民，尤其是全国革命份子的努力与觉悟的程度如何了。换句话说：「事在人为。」一切事业，决非株守坐待者所可期成；一切机运，亦非怯弱自弃者所能幸致；必须我们为之自动的创造。如果我们能够勇猛精进，发扬蹈厉，则自然现象，无不可以克服，而社会现象，亦无不可以改造。否则我们必致坐误时机，只有剥极不复了。所以国家民族之存亡兴废与团体个人之成败祸福的命运，仍在我们自定与自择，而决不可听天由命，自误其事业的前途，甚至自忘其人生的意义。所以我的人生观，就是我常说「生命的意义，是创造其宇宙继起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增进我人类全体的生活。」这句话就是说：宇宙间一切新的生命，皆要由人来创造，亦要由人来决定。而国家的命运更要由我全国国民之本身来创造来决定，自无疑义。一八四二年以来，各种不平等条约的订立，致我国家民族于衰败与奴辱者，由我国民自启之；而今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使我国家民族获得平等与自由者，亦由我国民自得之。人生的意义之伟大和国民力量之雄厚，有如此者，我们可以不自勉自重自立自强么？我深信我们今日之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富强，是决无问题。而且从此以后，凡违反民族利益，背逆时代潮流的武力割据，和封建反动势力，不只没有徼幸的可能，而且没有在的余地。否则，国家的命运就要因此断送了。你看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到了今天的大时代中，而且又有我们　国父的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指导的原则，岂有灭亡之理？

　　全国同胞们！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祸福，就是这样明明白白的摆在我们面前，就要我们在这个时候有所抉择。国际形势与世界潮流，都不容我们有瞻顾观望，或徘徊犹豫的余地。所以我全国国民，尤其〔第123页〕有志报国的革命志士，为国家的独立，为民族的自由，为雪耻，为图强，为后世子孙不沦入奴隶牛马的悲运，那就应该要共同一致的集中于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中，来完成我们国民的责任和义务。

　　其次关于全国青年之于三民主义青年团，更当有正确明了的认识。今后全国青年们如果真要发展你革命大志，完成你建国大业，必以加入青年团为立身与报国唯一的程序，而且是必取的途径。中国在不平等条约撤废与抗战胜利之后，唯一的目标，乃为建设三体合一（文化、经济与国防）的新国家。而建设基本的方案，为　国父手订的实业计划。实业计划所需要的人才之多，由前面略举的几个实例，就可明了了。此种基本工作的基本人才，皆要由我们现在就学与最近毕业的全国青年来充任。故每一青年在今日每一分钟的写读，每一分钟的练习，都是国家民族新生命新动力的来源。我青年何幸而生于此世界第二次大战之今日，又何幸而能实际参加此空前剧变的舞台，更何幸而能参加此伟大无比的建国事业，置身于此独立自由的历史前页？我青年在此人生发轫之初，就逢着这样千载一时的机会，务须冷静的考虑你个人的前途，和彻底认识现代国家的需要，再不可如往昔之盲从冲动，误入歧途，以致错过一生，造成永生的遗恨。须知三民主义不独是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民族崇高的德性之结晶，亦且为现代世界潮流必然的趋势。而青年团为三民主义青年统一的组织，我全国青年惟有在青年团指挥之下，方能端其趋向，循其正道，而不致于自误以误国家。亦惟有在青年团工作计划之内，纔能依正确的方向，定一生的事业。我青年团团员，在青年团中所受者为严格的训练，所守者为严肃的纪律。而其所培植者为民族整个的生命，所保全者为国民全体的利益。他的事业为振衰起废；他的任务，为雪耻图强；为国家尽全忠〔第124页〕，为民族尽大孝；为圣贤，为豪杰，为民族的血管，为国家的骨干，皆在于此。故全国青年不独须认识其入团为事业的发轫，而且感觉其入团为光荣的开端。所以全国青年更应知青年团的生命即是我全国青年的生命；青年团的健全，即是我全国青年的健康。由此所造成的国家民族的新生命新动力，纔足以当此伟大的时代，尽其伟大的使命。

　　总之，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与国家民族凝为一体的组织，这是历史所昭示的事实，不必再加分说。但这里还有一点，应该为我国民重行申述的，就是中国国民党乃是全国国民共有共享的一个建国的总机关。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从此世界地图上面，亦将不见中华民国的名词了。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如果全国革命份子和有志青年，真正要与国家共存亡，和民族共荣辱，以国家的事业为个人的事业，以民族的生命为个人的生命，那就应该要一致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纔能够尽到国民最崇高的责任，达到人民最完备的境界，亦必如此，纔得完成我们共同建国的伟大使命。

　　上面的说明，或不免引起国人两种感想：有一种感想，以为这不过是劝导中国国民党党外的一般人士入党。还有一种感想，更进一步，以为这是对于中国国民党党外的各种党派或各种组织，积极的有什么作用的心理，甚至消极的有什么妨碍的意思。我对于抱前一种感想的，可以率直的答复道：我期望全国革命份子，有志青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权利和这个义务。只要他们有救民族救国家的意志，他们就应该要自主自动的来入党入团，不必要我来劝导。我对于抱后一种感想的，也可以率直的答复道：我对于中国的各种思想与组织，只要他不割据地方、反对革命；不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只要他对于国家民族和革命建国真有利益；我不但没有加以妨碍的意思，而且希望他亦能发展，亦能成功。我对于国家民族和革命建国的定见，是固执不变的。但是我对于任何思想或任何的组织，决没有什么成见的。不过我为了国家，为了主义，亦为了人民和朋友的关系，无论为公为私，都不能够不掬我的赤忱，尽我的天职，向国内各种思想和各种组织，竭诚忠告：我先要请教今日对中国国民党持反对态度的各位朋友们：你反对中国国民党，是不是因为中国国民党的主义不良？还是中国国民党的政策不对？如果你认他的政策是对的，主义是好的，他的革命是于国家于民族皆有利益的，若只以为他的行动或态度有什么错误，那你就应该来纠正他，来补救他，而不应该因此就反对他，破坏他，甚至不惜因破坏中国国民党，以破坏国家整个的生命！谁都知道破坏国家整个的生命，就是破坏你本身以及你世代子孙永久的生命，这个关系太大了。我以为大家对于中国国民党如果能用客观的态度，拿过去历史的事实来证明他，由现在世界的变局来分析他，就将来国家的前途来推求他，就可知道中国惟有三〔第126页〕民主义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亦惟有国民革命是正大光明的路线，而且惟有中国国民党，他是领导革命创造民国的总枢纽，他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的大动脉。除此之外，在这个军政和训政时期之中，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动，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这种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对民族，对革命是不是有益，还是有害？大家痛斥从前把持军队，割据地方的军阀是反革命，难道这样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就是真革命？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亦就一日不能终结。不惟宪政无法开始，就是训政亦无从推行。这样于国家于革命的前途之妨碍和损失之大，真是不知伊于胡底。你看列强苏联和英美各国尚且都希望我们民族解放进步，国家独立自由，所以他们在中国百年来无限的权利，和无上的势力——就是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条约，到了今天都已自动的先后放弃了。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党派，倒反而不肯放弃他武力割据的恶习，涤荡他封建军阀的观念，那还能算是一个中国的国民？更如何说得上是「政党」？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还不是革命的障碍？这样革命的障碍，如果不自动的放弃和撤消，怎么能不祸国殃民？不止是祸国殃民，而且最后结果非至害人自害不可。我是始终主张国民政府对国内的各种意见，和各种纠纷，都要用很宽大的态度来容纳，和很合理的方法来求得解决。但是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么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我相信大家都是爱国家，爱民族的志士仁人，过去〔第127页〕各方面无论其有何种歧异的见解，或有任何敌对的行动，无不可以为国家的生命，为民族的前途消除他个人的成见，和彼此的芥蒂。使我国政治能够真正的统一，早上轨道，不致使外国人再讥笑我们是落后国家，是劣等民族；更期望训政能顺利推行，宪政可尽速实施；国家成为一个平等独立的国家；人人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公民。这样纔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子孙，纔配得上成为民主国家的政党。我们革命党人要讲实话，做实事。而且要时常记?「忠言逆耳，良药苦口」的格言。我以为这样集团组织，名为革命，其实是破坏革命；名为爱国，其实是害国；不仅于国家民族不利，于革命建国有害，而且与个人的前途只有妨碍，而个人的事业亦只有归于失败。我很精诚很坦白的不惮重复的对各位再进忠告：大家如果仍旧保持过去的态度，继续过去的作风，无异于妨碍你们自己的前途，阻止你们自己的事业，而且使国家力量不能完全集中，建国不能圆满进行，真是于个人毫无利益，而于国家和民族有莫大的损失。我们须知国家的命运，正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决定关头。凡是国家每一个人才，都不容他任意自弃；每一分力量，都不容他随便浪费。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为国家的利益，为民族的生存，都要一德一心，共同集中于三民主义的信仰之下，一致团结于中国国民党的组织之中。因为这是大家的权利，也是大家的义务，并不是我为了中国国民党对大家有什么企图或妨碍的意思。大家还应该知道：五十年来，中国国民党从不因为各党派的反对或妨碍，而放弃他的革命工作，所以纔有今日初步的成功。今日以后，中国国民党亦决不因为有各党派的反对或破坏，来阻止他的革命事业，而且他非至于最后的成功不可的。我们都知道，最近五十年来，凡反对中国国民党的，无论其为如何强大的党派，或为如何雄厚的武力，尤其那过〔第128页〕去依赖日本帝国主义的凭借、作后盾的军阀与党派，他最后的结果，没有不失败的。须知这并不是中国国民党有什么特殊的力量，而乃是时代与历史的使命所造成的。这时代与历史的使命，决不是任何势力能反对或破坏的。反对愈力，只有使他们成功愈快；破坏愈烈，只有使他们力量愈大。所以我常说：如中国国民党有自败之道，那不待有人来反对他，而他自然会失败的。否则对他的任何反对或破坏，决不会生效的。所以各方面各党派的反对，于中国国民党本身革命的事业，决不致有所损害，亦不会被其阻止。但是中国建国工作，又恐受到不良的结果，我全国国民痛苦牺牲所得的独立平等的地位，亦未免因此遭受极不利的影响。而国内才智之士，不能够共同努力于如此伟大的建国工作，且将误用其才智，错过这机会，在个人实是最可惜的事情，而在中国国民党，也可以说是他对大家没有尽到他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不得不再三的唤起大众，共同勉励。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体谅我的话是肺腑之言。
第八章 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 　　我们知道：科学不发达，技术不进步，是我们中国衰弱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百年来，中国人士因为要学习外国的科学和技术，遂至于崇拜外国一般的文化，不知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与国民德性，自有其优秀和特长之处。而中国固有的政治哲学，尤为民族固有的精神所汇萃。中国的政治哲学，在使战争与生产的技术，为人生服务，而反对战争与生产技术来役使人生。孟子说：「仁民而爱物」，就是说国家应为人民的生活而支配物资，不应为物资而役使人民。大学说：「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第129页〕此有用」，就是说生产制度要归本于民生，更不应以生产技术而汨没人性。三千年来，这种政治哲学与经济原理支配中国国民的心理，而国民的德性，亦即与这种政治哲学与经济原理相因而并存。前面说过，我们中国国民固有的德性，是八德四维陶铸而成的忍辱负重，明廉知耻。中国国民有了这种德性，所以能不畏强御，亦不侮寡弱，且本其传统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所以历数千年能为亚洲民族「存亡继绝」「济弱扶倾」的柱石。因之在中国强盛的时期，亚洲民族从没有经济侵略与政治兼并的史实，亦不见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分。这种政治哲学与政治道德，为欧洲近代社会所蔑视而不具。其资本主义者，役使人生于生产技术之下，以为利润的追求。其帝国主义者，役使人生于战争技术之下，以求殖民地的开辟。因而在这些思想交织之中，国内的阶级战争，国际的民族战争，乃充满近代世界的篇幅。比及大战结果，人类临痛定思痛之时，厌战争论者又丛怨于科学，以为科学适所以改进杀人的工具，致战争的残酷，惨彻人寰。殊不知战争的终止，在于澄清战争的本源，而不在于限制战争的工具。孟子说：「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如果人类不能发挥其终止战争的思想与德性，则弓矢的杀人与飞机大炮的杀人，又有什么差别？更不知人类科学的进步，本以服务人生为动机。科学发明的滥用，致令人类因科学的进步而增加残忍，并不是科学的罪恶，而是我们中国高尚伟大的政治哲学不昌明，深远悠久的政治理想不树立的过错。我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必须同时为技术役使人生的制度和思想的结束，始可以奠定永久的和平，而向大同世界迈进一步。必须这样，我们反侵略战争纔有真价值、真意义。

　　英国有一政治学者曾说：「吾人如不终止战争，战争必终止吾人。」这句话可以说是至理名言。将〔第130页〕近三千年前，我国老子已指出「佳兵不祥」的定论。而中国的先哲，莫不以「扶弱抑强」为武德，莫不以「战以止战」为战争的目的。依于「佳兵不祥」的古训，黩武主义者必自趋毁灭于人类的正义公道之前。依于「战以止战」的原理与「扶弱抑强」的武德，我们反黩武主义与反侵略主义的同盟诸国，亦必于此次大战结束之同时，共同努力，以袪除战争的原因。战争的原因不能袪除，则第二次大战之后，必有第三次大战接踵而来，正如第二次大战之继续第一次大战毫无异致。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凡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带有侵略性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意向与行为，及由此种意向与行为所构成的关系和制度，都是战争的原因。率直言之，战争的原因即是帝国主义。所以我以为第二次大战的结束，必须同时为帝国主义的结束，世界永久和平纔有坚实的保证。

　　我们中国所受于民族被压迫的痛苦最久最深。所以我们中国要求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亦最急最切。我们中国向世界提出这个最急最切的要求，并不如怀疑中国的人士所说，「中国要领导亚洲」。须知五千年来，中国对于四邻，只有民族自卫与「存亡继绝」的「义战」，没有侵略他国的「佳兵」。百年来雪耻图强的运动，出于中国国民一致的要求。然而中国雪耻图强有两种意义，要我们自己认识，也要世界各国共同认识。第一、中国自立自强之后，决不以自己所深受的痛苦，再加于他国之身，更不肯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再传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衣钵，有「领导亚洲」的意向和行为。第二、中国的自立自强，质言之，就是求中国自己首先站得起来。中国要自己首先站得起来，必须在精神上物资上求自由，求独立；亦必在国防、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求进步，求发展。中国的自立自强，亦不是由于中〔第131页〕国的自私。所以中国求自由求独立，求进步，求发展，其目的在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更在与世界各国担负世界永久和平与人类自由解放的责任。换句话说：中国的自立自强，以义务感与责任心为出发点，而不以权利欲与功利心为出发点。所以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存在于世界，亦决不肯自循帝国主义的轨迹，再蹈帝国主义者的覆辙。

　　我们中国本于百年来自己的痛苦经验，依于传统的义务感和责任心，并鉴于帝国主义的存在，实为世界战争的原因，故对于亚洲的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不得不倍加关切。亚洲的面积，居全世界面积四分之一。亚洲的人口，居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亚洲各民族又多与我们中国有同样被压迫的痛苦经验，且其被压迫的痛苦，亦同样的至久而至深。中国不能独立自由，则亚洲各民族均将同陷于敌寇铁蹄之下，而世界的和平即不能有坚强的基础。故中国的自立自强，即所以安定亚洲；而亚洲的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即所以保证世界的永久和平，而袪除世界战争的根源，使战争的恶魔不再发现于世界，以毁灭我们人类的安全和幸福。

　　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的原则，应适用于战后的国际和平组织。第一次大战结束时期成立的国际联盟，所以终于失败，以抹杀这个原则为主因。所谓「世界强国」，所谓「势力范围」的观念，及由此观念所构成的制度，应该不使复见于第二次大战之后，国际和平的组织之中。

　　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的原则，更当适用于战后世界经济与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在世界经济的方面，资源的互助与贸易的自由，固为各民族各国家共遵的原则，而各国家民族生产能力的平衡发展，尤有重〔第132页〕要的意义。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亚洲企图实现其所谓「工业日本，农业亚洲」的野心，比之于纳粹德国所谓「大欧洲计划」，其毒辣正复相似。如果世界上各国家民族生产能力不能有平衡的发展，则政治的自由平等，仍将为经济的差别，甚至为经济的侵略所毁损。在世界文化方面，民族国家的自由独立，以文化的自由独立为要素。日本帝国主义者倡导所谓「大日本主义」，与纳粹主义者所谓「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同为破坏世界和平的思想。自今以后，文化优越种族优越的理论必须永绝于世界，世界和平始可以保持于不敝。

　　上述的理想，从中国抗战发动之日，已开其实现的端倪。而欧战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我同盟国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的联系，以及文化思想方面的沟通，更使其进到了具体实现的前夕。而理想的最后完成，乃须我中国全体国民，遵循国民革命的路线，依据抗战建国的信条，继续作艰苦的奋斗。

结论

　　综上面各章所述，撮其要义可分两方面：一、从历史的演进上来说：百年来由国耻所造成的不平等条约，激起我全国国民一致要求的雪耻图强运动，革命倒满由于此，抗战建国亦自此而来。在雪耻图强运动之中，事实的经过，已证明惟有国民革命的路线最为彻底，亦最为正确。时至今日，国民革命已着有初步的成功。今后我中国国民自惟有遵循此成功的路线，以达到抗战的目的完成，建国的理想实现之境域。二、从世界的变局上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时期，有中国的抗战而后亚洲各民族坚定其反〔第133页〕侵略的信心；而亚洲各民族的努力实为世界战争胜负之所系。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求世界永久和平与人类自由解放，必以亚洲的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为起点。而亚洲的民族自由及其各国平等，又以中国的独立自由为先河。申言之，中国能获得独立自由，然后亚洲纔可以安定而进于自由平等之域。亚洲的安定，为世界和平的保证；亚洲人口的解放，亦即为世界人类的总解放。

　　今日中国独立自由的地位，已随不平等条约的撤废而获得。然而我们中国国民正确的反应，是义务感的激发与责任心的加强。国家的责任与国民的任务，从此更加重大。建国工作的完成，建国理想的实现，皆有待于我们的奋斗和牺牲。

　　「天下无易事，天下无难事」。只要我全体国民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民族有至诚的信心，对于建国的原理三民主义作热烈的爱护与积极的笃行，对于国民革命的宗旨与目的，有一致的认识，作共同的奋斗，如此则今后纵有排山倒海的艰难，亦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全国同胞们！不平等条约已经取消了！我们一回想到百年来的痛苦，更要继续我们殉国的军民同胞和革命先烈的遗志，祖述五千年立国的精神，恢复我们固有的德性，立定志气，抱定决心，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笃行国父「知难行易」的革命哲学，各就其职业地位，各依其聪明才力，来改造社会习尚，刷新政治风气，养成法治观念，共同一致，指向建国的目标——就是心理、伦理、社会、政治、经济五项的建设，努力实行文化经济与国防合一的整个建设计划，期与同盟各国，来分担其改造世界，保障和平，解放人类的责任。